清冈卓行和他的大连文学

    我曾在一篇博文中这样写着：我从来不知道竟会有一个外国作家，把我的家乡“大连”和我喜欢的“槐花”组成题目，写成了纪实小说，并奠定了他诗人加作家的地位和声望。他一直是以诗人知名，在他47岁的时候，才开始了写小说的尝试。

    这里的“他”就是清冈卓行。你找不到第二个外国人为大连书写下那么多美丽而激情的文字。

    我很羡慕他，甚至有点儿妒忌，因为他的成名是因为写大连。现在热爱故乡的新老大连人都知道了这个名字，他在日本人老大连心中也是永远的偶像。在没写大连之前，他的身份是诗人和评论家，属于那种凤毛麟角的人物。他扬名天下的契机是写了《槐花的大连》，并立即获得了日本文学奖的最高奖项《第62回芥川赏》。时年48岁，在小说领域算是大器晚成型。

 

    接着他以自己在大连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又连续写出了多部大连文学作品。1976年他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等地。1982年他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员的身份，再次访问中国。这次他专程访问了故乡大连。

 

    大连访问以后，他的小说散文和随笔等写作几乎都围绕着中国和大连。内容的展开与深入既可以看到作者的文笔和功底，更可以感到一个日本人老大连对故乡的深情。大连因为他的文字而传扬世界，他也因为写大连而誉满天下。在日本说到清冈卓行，就会称道他奠定的大连文学。他的大连文学是怎样诞生的？读了他在《大连小说全集》的编后语，你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一种命运的经历---<大连小说全集>编后语

    在曾经是日本租借地的大连，一个日本人出生在这里是一种偶然。当我开始感知到这个偶然是一种命运时，是我年方十八岁去东京上高中的时候。

 

    祖国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我出生与成长的大陆一个尖端的环境，与大多数同学的故乡和住所迥然不同。羞涩与自豪的感情交错，深深激起了了思乡的情念---充满着欧洲风情的城市，居住着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市街，多数的圆形广场，多种多样的近代化设施，具有丰富国际色彩的自由港，深蓝与澄清的蓝天，舒缓与清爽的山野，略微干燥却明净的空气，从市街的东部到南部伸展开来的郊外的美丽海岸，这一切几乎每天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反复吟味着乡愁的同时，忽而涌起一种漠然之情，不觉之中认识到大连与自己的链接是一种命运。

    从身心深处意识到的这种命运感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日，是自那天开始后的三年的生活体验。之所以走到那一步，和我在人生转折的分歧点上所做出的抉择关系重大。

 

    在我初期的小说和诗歌的尝试中，我已经反复描述过。在我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半年期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后的三月，我面临着抉择的痛苦。是按照学校的指示去日本国内的军需工厂做勤劳奉仕，还是休学回大连和父母生活，苦恼的结果，我选择了后者。

 

    那时候我甚至想到，如果被征兵，说不定我会战死在疆场。在征兵之前，我想再一次踏上生我养我的故乡大地，再一次呼吸故土的空气。战局已经急转直下，从东京到大连的归途中，联运船在中途的朝鲜海峡或许会遭到美国潜水艇的炮击。虽然死的恐惧无法平定，但是回乡的喜悦更上一筹。

 

    如果那时，我选择了去日本内地的某个军需工厂---人生道路的分歧点对一个人的人生所产生的影响既不可思议也无从想象。

    身处于祖国的战败之中，从1945年4月到1948年7月，我居住在大连。也就是说我见证了日本统治大连的最后时期，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作为一个身在国外的战败国国民，而且在一个战争对手的领土和统治的都市，我尝尽了三年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悲惨与辛酸。

 

    为了和父母共同行动，我错过了第一次回国的机会（1946年12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继续留在了大连。那时我最感到不安的是学业的耽搁。和我一起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职，即将成为社会的一员，而我连大学一年也没学成。即使以后回到东京，由于生活艰难想继续上学恐怕不可能。如此这般的焦躁与不安常常使我感到十分郁闷。

 

    这种心情在我的小说《槐花的大连》中是这样写着的：

    他想尽快地回到大学复学，又不忍心扔下父母一个人回到日本，因此他只能暂时放弃回国了。风夹带着冷气，蒲公英等已经星星点点地绽放开来。像是一场暴风雨席卷而过，日本人的归国也走到了终点。下一次的归国船什么时候会来，谁也不知道。也许是半年后，一年后，或许是五年后，前途未卜。

 

    说不定最坏的结果是这样，他可能回不了日本，他感到了不安。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自己会怎么样？他在思考中突然感到，也许大连就是自己命运的土地？！想到这里，一种对大连的不可思议的深情怀念涌上心头。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也许会死在这里，这不也是一种浪漫吗？他精神高扬，如果是那种结局也未尝不可呀！

 

    稍微引用过长了一些，是因为这里包含着《宿命》这句话。我在大连遭遇了战败，因此一年两年过去，也没能回到日本。曾喟叹自己的不幸，但也感到无所谓。

    在战争末期对暗淡的前途感到了绝望，没有去日本国内的军需工厂，而是选择了大连的家。接踵而来的不幸，这一切都是来自自己的意愿--对世间已看透，在出生长大的地方重新开始的自由意愿，这样的结果不也是顺其自然吗？我的这种想法，使我从心底开始认识到：和任何土地相比，没有比大连更能与自己的命运相连，而且我深爱自己如此的命运。

 

    可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如此贫困潦倒的境遇，常会感到不期而遇的的寂寞。那时，我会想到我最喜欢的诗人的一句话，它使我重新振奋，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只有在不幸中　你才会找到自由。

 

    我从1947年5月开始在大连日侨学校（为留在大连的技术者和医生的子女开设的唯一的学校）担任英语和数学老师，这也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战败后的三年我一直呆在大连，回到东京是在1948年，东京已经改变了模样。一年前我结了婚，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姐的婆家在东京，我们在姐姐那里暂住了下来。

 

    父母的生活费用是由已经复员就职的两个哥哥、我、和在东京上大学的弟弟来分担的。可是我没有家也没有土地和财产，甚至没有职业，是极其贫穷的归国者。后来又有了孩子，无奈只有暂时放弃学业和对文学的憧憬（甚至下了一生舍弃文学的决心），找一个工资好的工作，勤奋就职了。

    只有在不幸中　你才会找到自由

    那句诗又浮现在脑际中。可是觉得与在大连时的情景相比，包含着微妙差别。在恢复了和平气氛的东京，个人生活随着建设的发展呈现出明朗的前景。另外我偶然接触的职业，竟是在职业棒球组织内工作。棒球运动是我最喜欢的趣味之一，这不正是不幸中的一个幸福吗？

 

    从大连归国，历经了7年。虽然面积不大，我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在学校挂名期间8年，通过考试我也毕了业，诗歌和评论等文学工作也有了发表和发挥的机会。

    自那以后十几年，大连与我的命运的连带感在我心中逐渐淡忘，成了我意识下的潜流。总之为了生活，只顾及眼前的事情，没有闲情逸致再去回想遥远的过去和故乡了。甚至和知己开始了饮酒度日的生活。

 

    有幸到了40岁时，无法忘记在学生时代的选择专攻，开始在某大学担任法语教员，工作更加繁忙起来。

    可是过了45岁时，在《清晨的悲哀》（1969年发表）以我的家庭为原型的悲剧发生了。那时长久沉睡在我的脑际中的，大连与我的命运感重新复苏，而且愈感愈烈。在第二部作品《槐花的大连》（1969年发表）中，那里清楚地留下了我的心境与投影。

 

    命运的再认识能如此清晰地再现完全出于意外，细想起来也是一种必然。也就是说，为了化解个人的不幸所带来的悲哀，必须客观地看待现实中的日常社会。为此，要追溯不幸的前身，追溯带来幸福的生活史，追溯立足于生活中的遥远的精神基地。

    这个精神基地的建立是在战败后三年的大连生活，在贫困惨败的不幸中，重新认识世界寻求自由，形成了一种无条件融化在大连的命运感。在这种场合，自由和命运感几乎是相同物。换句话来说，艰难困苦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刺激，造就了虚无的梦想到自觉的诗意的转变，是一种在现实中冷静而又强力的转变。

 

    因为《清晨的悲哀》和《槐花的大连》的两部作品的发表，我战胜了悲哀。第二年我又结了婚，开始了新生活的建设。

    自那以后，我重新认识后的命运感成了一根主轴，先后又写出了《长笛和双簧管》（1970年）《萌黄的時間》（同）《有鯨的秋天的天空》(1972年)，我把它们统称为槐花的大连五部作，从第三部到第五部持续写了几乎一年。

 

    在这期间，配合主题，我写了与《槐花的大连》有紧密关联的《大海的眼睛》（1971年）。那本书是奉献给我的知心朋友的，我们有着相同的世界观，那就是相信命运追求新生不畏死亡。他是在将要和我再会之前自杀身亡的。

    在这之后，我又写了《一个浊音》（1974年），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意识到的与大连的命运感，既包含着个人的动机，又开始从历史的角度注视大连。

    大连这个地名的日语读法，最初应该是以ＤＡ开始才是正确的，这部作品的结尾部分是这样的：

    清楚地确认了这个读音后，对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逸闻而已。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少年和幼年时代的记忆不可思议地清晰地显现出来。也就是说，ＤＡ这个浊音，在我久远的记忆中仍在鲜活地回荡着，像是意想不到的预告性音乐性的信号。

 

    这里所说的预告性和音乐性的信号，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信号是告诉我，不仅通过自己的回想，而且要有意识地在历史中，在大自然中，对大连做出更深刻的描写。

 

    这个作品完成后的第二年，我参加了访中旅行团，访问了北京、大同、杭州、绍兴、苏州和上海，大连没有列在旅程之内。可是6年后的1982年，我又参加了访中团，最后我离开了团体活动，单身去了大连。我不能再错过机会了。自1948年算起，经历了三十四年的岁月，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大连。

    这次的大连再访，使我感到已经植根于心中的对大连的个人和历史的探求，对自然的叹赏，像火花般飞溅着，我又开始了小说的尝试。

 

    大连再访后写的作品是《大連小景集》(1983年)。这是一部有意识地将四个乐章组成了一个音乐作品的形式，也就是说将火花四溅的四个短篇组成了一部作品。

    我在题为《创作的主题》的随笔中提到这一点，这里把这四个短篇的各自的中心事体排列如下：

    首先对昔日常年居住的旧居的再访是最使我紧张的怀旧。接着在大连市中心的圆形广场，透视着日本俄国法国和英国的重叠的历史。另外以俄国人在建设达里尼途中，因日俄战争爆发而逃往旅顺的历史事实而写的幻想作。最后写了自己在大连的海岸巡行，对大自然的无法忘怀的美丽和亲和，品味着从未有过的乡愁与感动。

 

    因为大连再访的激励，我对大连抱有的命运感，通过四个作品的表情---个人的现在与过去的交错，公共建筑的历史变迁，基于历史事实的幻想，自然魅力的永存，相互连接形成了异色的主旋律。

 

    大连再访和《大连小景集》的性格是我对大连命运感认识的内容分成四个因素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展开使我强烈感到的有两点：

    一是从历史的观念看来，我认识到大连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试验城市。它在日本的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大连确实实行了欧化政策。

    二是对大连的自然美景的感叹。在重访大连之前，自然不过是背景。在叙述命运感中，并没有意识到自然的存在和地位。可是感触了久违的大连自然后，对自然的热爱渗透在身心之中。这种亲近感的根底来自我的命运感。

 

    经历了这些后的第二年，我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下了《在大连港》（1987年），完全体现了我的自由奔放的风格。我已经完全意识到与大连相连的命运感极其构筑风格。

 

    从与个人关联的事情出发，从战前战争期间到战后，眺望着从棒球电影动物园到玻璃工艺等在社会中颇有人气的现象。对历史的关心不仅限于日本和中国，甚至追溯到俄国统治时代。另外关于自然，从高山到海边的石头，到消失的清川河流，浮想联翩，源远悠长。

    通过这次创作，我与大连的命运感又增加了一个因素。这就是在《大连小景集》所表现的一个表情---基于历史事实的幻想。这里既与艺术性的喜悦紧密相连，也体现了我以大连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无限空间与持久可能。

 

    我曾在《在大连港》的后记中这样写着：

    如此深入广泛地书写着大连，继续着这项系列性的工作，也许这也是我未来的无法逃脱的命运。

    以上以大连为题材和各种形式表现的小说，从《清晨的悲哀》到《在大连港》的连续的小说尝试，一个特殊的视点---从我与大连相连的命运感的验证视点来看，大体被证实了。当然这只是基于我个人立场的一个见识。

 

    （编后语翻译：清流一叶）

 

9/17/2011 10:22:31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