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家电，道生活

冯英杰 文/图

   三十年前，我还是个疯跑在街巷里的小屁孩儿。那时，瘦小的我嘴巴里常美好地念叨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了电，真方便，电的用处说不完。”

   那个年代，不要说电视、空调，更不必说手机、电脑，就是平日里照明用电都难以保障。在农家，煤油灯是生活必备的，蜡烛则属高档的照明用品，若待低瓦数的电灯泡亮起时，想必不是过节就是快要过年了。

   那个年代， 农家最普及的“家电”当是——“手电（筒）”。这样的说辞虽有些调侃的意味，却是物资贫乏、能源不足的真实写照。不过，收音机算是真正的家电，别瞧它个头小，可在当时的农村却并不多见，村里人爱唤它为“洋戏匣子”，单就前面这一“洋”字，足以突出它身份的高贵。那时，谁家要是拥有一部收音机，可以不出家门醉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听单田芳的评书《三国演义》，那可是件让人羡慕不已的事了。

   1983年秋，庄稼收成好，父亲卖了棉花红薯，粜了玉米大豆，狠狠心到县城卖回一部收音机和一个小闹钟，自此，我那贫困的的家院总算有了些“现代”生活的气息。

   说到电视，我想，它应该是这三十多年来家电家族的“主角”。我最早看到电视是在6岁那年，当时，公社买了台彩色小电视机，而在此之前，村里没几个人见过电视机，所以，每到晚上，只要有电，公社的大院里就挤满了看电视的乡亲。公社离我家有三里来路，母亲也曾好奇地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兴冲冲地挤到公社去，去看那个神奇的“方盒子”，像《杨三姐告状》、《十五贯》等电视剧都是我在那个时候看过的。小时的我和周围人一样，都是电视迷，每次都要看到电视“说”——“再见”才肯回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电视在农村已不鲜见，因为那时村里人操办婚事，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都是“必须的”。1992年3月，我结婚了，家里添了新人，也添了款“黄河”牌电视机，新人新生活，冬寒夏暑，落雨飘雪，我这个电视迷再也不用去别人家“蹭”电视看了。

   1994年8月，我与妻儿一起到深圳打工。住得是简陋的铁皮房，屋内也没有任何家电相伴，然而，岁月艰苦，却难以磨灭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年后，因为工作出色，我被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深圳市劳动局、深圳市青联评为“深圳市百名外来优秀青工”的荣誉称号，随后顺利调入深圳。调入深圳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和妻子高高兴兴地到商场买了台25英寸索尼彩色电视机。之后的生活就像这深圳速度，2002年我们购买了商品房，家中添置了电脑、空调、冰箱、洗衣机、数码相机等等家电。2007年国庆假期期间，我和妻子又在国美电器购买了一台时尚的日立42英寸等离子电视机，屏幕大了，视野也宽阔了许多。

   华灯初上，于阳台望城市美景，观万家灯火，心中不由感慨：国美！家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就似这家电的变化，越变越新！越变越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