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 本刊记者┃李远江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数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这个生产过程一直持续长达500年之久，可以说，没有临清贡砖，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但随后，失去了“政府采购”订单的传统作坊，迅速地坍塌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营造新都北京，在经过多方对比之后，临清砖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被选为御用贡砖。此后一船一船的贡砖沿着运河被送往北京，成为修建城墙、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的主要材料。可以说，是临清贡砖一块一块地构架起北京城的基本风貌。也正是在北京城建设和维修的巨大的需求下，一个专业化的贡砖生产基地诞生在了临清，并维持了长达500年的时间。《看历史》2010年9月刊

■ 官府定制

1958年9月19日，定陵发掘进入关键阶段，当考古队撬开金刚墙时，队员们惊奇地发现：历经三四百年，这些城墙砖还完好无损，像新出窑的一样。几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南，年轻的铁道兵马鲁奎负责接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沈杰。在闲聊的时候，听说马鲁奎是临清人，沈杰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他告诉马鲁奎：定陵墓室用砖无一例外都来自临清。

到底是怎样的原因能让临清砖在使用三百多年后依然完好如新？带着疑问，马鲁奎对临清砖展开了多年的研究。他发现，是临清独特的土质和高超的烧造工艺完美结合，使得临清砖能够历经岁月的沧桑，保存至今。

临清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形成了大量的淤积土。这些土粘沙适宜，细腻无杂质，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当地俗称“莲花土”。这种土含铁量适中，易氧化还原，非常适合烧制青砖。毫无疑问，从原料开始临清贡砖就已经占据了优势。

除了土质好，临清贡砖的烧造工艺也十分考究，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18道工艺。

选土、碎土完成后，要用大小筛子筛过，再将土泡到巨大的池子里，不断加水沉淀，目的是去除土中的杂志——让轻质的树叶、根茎漂起来，捞走，而较重的碎石则沉淀下去。这个阶段叫做“澄泥”，是其他手工砖很少使用的工艺。因此，临清砖也被称为“澄泥砖”。

澄泥完成后，分层取泥，通过人或牲畜的反复践踏，使泥完全软烂熟化，这道工序称为“熟土”。

踩好的泥要用草苫盖起来，放置半个月左右，称之为“养泥”。养泥结束后，将泥土取出，用木棒反复碾打，使其无气孔，每摔打一遍要焖上二至三个小时，称之为醒泥，就像做馒头揉面块那样让面块醒一醒。这时的泥软硬适度就可以做砖坯了。

“制坯” 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一块泥坯重达七、八十斤，没点力气举都举不起来。但光有力气可不行，扣坯子的时候必须一次成型，四角四棱、填满填实，不能有任何缺陷。

制坯完成后，将砖坯整齐码放，在棚下阴干，这道工序称为“晾坯”。晾坯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工序，就是盖上戳印。印上通常要标明烧造年代、督造官员、窑户（窑主）姓名、匠作姓名等内容，便于日后的工程监理。

干透的砖坯经过严格的检验（验坯）后，送入窑中，交叉码放，保证每块砖都能均匀受热。装窑完成后在窑顶覆砖、封土，进入焙烧程序。古代烧制临清砖大多用豆秸，偶尔用棉柴杆。豆秸油性大，火力很旺，烧出的砖青黑透绿，成色很好。当年每烧一窑砖需要豆秸八九万斤，几百上千个窑，一年下来就需要几千万斤。因此，《临清州志》记载，东昌、东平、东阿、阳谷、寿张等十八个县都往临清运送豆秸，竟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

砖窑焙烧半个多月后，先停窑，隔几天等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开始洇窑。在窑顶慢慢注入清水，使每块砖均匀地发生还原反应。洇窑后砖块变成豆青色，温润如玉，被视为青砖之上品。洇窑也是个技术活，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下浸，不能灌水，灌水会造成窑内气体膨胀，窑就会炸了。据记载，单洇窑就要持续七、八天，甚至十来天。

经过这样一整套繁复的烧造工艺，一块临清砖就诞生了。但刚一出窑，就会有半数的砖被淘汰出局。据考证，一窑之中成色最好者为砖窑内火道周围中间部分，靠近底部及窑壁者往往会因火势的不均衡而导致烧过或烧不透，一窑砖大约只有半数基本上符合官府的要求。《看历史》2010年9月刊■ 朝圣之旅

即使是这些窑户精挑细选的临清砖，也还不能称之为贡砖，它能否被送往北京还需要闯过两道关。

各砖窑烧制完成的砖先要缴送设在临清的“工部营缮分司”，分司署设在临清的商业中心—中洲（今临清市回民中学），下辖上、下、中、后四个砖厂。各窑厂就近集中成品砖，检验合格后，用黄表纸包裹，盖上官府的朱砂印，然后再装船运往北京。

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明清两代，政府都规定，凡是通航于运河的船只都必须无条件加带临清贡砖。一般说来，漕船较大加带贡砖也相对较多，普通民船和商船大小不一，夹带数量也不统一。明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船每百料带砖20块，沙砖30块。天顺（1457-1464年）间，令运河中的漕船每只带城砖40块，民船依梁头大小，每梁头一尺带砖6块。到嘉靖三年规定漕船每只带砖96块, 民船每只带10块。嘉靖十四年更增加到潜船每只带120块，民船12块。清朝也延续这项制度，只对具体的运输数量有所调整。

标准的城砖重约50斤，20块重约1000斤，120块则是6000斤，这对漕船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民船一般载重量小，负担几百上千斤的贡砖就更显困难了。然而，在当时的专制体制下，无论官船民船都得向官府低头，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不仅如此，这项义务加带的运输任务还有更大的风险：若有损失，船户还得包赔。

临清砖一路北上，到达通州张家湾时就不能再走水路了。由于运输途中会有颠簸，卸在张家湾的贡砖还要经过第二次的检验，不合格的砖就被丢弃在这里。因此，直到今天，在张家湾还能随处见到临清砖。

在张家湾检验合格的砖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贡砖，它们被装上一辆辆马车运到北京，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据考证，正常情况下临清每年出窑青砖约1200万块，但最终运到北京成为贡砖的不过100万块左右，淘汰率超过了90%。

由于选料考究，工艺精细，淘汰率高，临清贡砖的质量非常高。单以硬度而言，普通砖的硬度是70号，而临清砖基本上都在100号以上。国家文物局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临清用回弹仪做测试，结果发现临清舍利宝塔的部分古砖的硬度高达200多号，比一般石头还要硬，如此高硬度的砖在全国都属罕见。《看历史》2010年9月刊

■ 由兴而衰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当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已经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据史书记载，平常年景“岁征百万”临清贡砖。即使如此，也需要数百座砖窑连续不断地烧造。康熙年间，宣城人袁启旭客居临清，看到临清运河气势恢弘的烧窑场景，曾赋诗一首：“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斸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官窑万垛”自然不是实数，但没有几百座似乎也没有这般气势。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傅崇兰研究员的调查，临清砖窑分布在卫运河两岸，从今临清市西南约30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 再到临清东北部的张窑，最后延续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隅张庄，呈人字形分布，长度达六七十里，总窑数大约384个，其数量十分可观。

不仅如此，据马鲁奎的实地考察，临清贡砖并不仅仅是临清一处烧造。它是整个临清州运河两岸数千座官窑共同完成的杰作。砖窑分布于运河两岸，南到馆陶县，东至清平县，北到夏津、武城，直接德州。受其影响，德州也生产部分贡砖，目前在北京的明长城上还能看到“德州窑”的戳印。

据《临清州志》记载，明清两代，临清窑户大体维持在200户左右，每窑户下领作头、匠人、杂工等。其中“窑户”是由官府征调承办官窑的窑场主，他们拥有财力及周转资金，并不一定是工匠出身；“作头”是窑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与参与者，相当于“工头”， 他们懂得一定的技术，一般是工匠出身；“匠人”是在窑厂中具体从事制砖与烧制、洇灌的技术工匠，老百姓称之为“把式”；杂工则是从事取土、筛土、滤泥、踩泥、装窑、运柴、打水、出窑等各道粗笨工序的劳动者。根据现存窑址容量与劳动量换算，每座窑连同窑户、作头、匠人、杂工至少应在50人以上，以200座窑计，可知在临清从事砖瓦烧造的手工业者不下万人（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初沿袭元代的窑役制度，砖窑属于官办，匠人有专门的匠籍，其职业身份世代相袭。因此，明朝早期临清贡砖的生产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窑役制度”开始松动，出现了“以银代役”的新形式。

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将河南、直隶河间府的砖窑一律“停罢”，由工部发放砖价银，在“临清开窑招商”。临清的砖窑也由官办变为官督商办，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调动了“窑户”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也“视昔加倍”。民营砖窑渐渐取代官窑生产，但所谓民窑，所有权仍属政府，窑户只有使用权，临清贡砖的生产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掌控。

事实上，在贡砖的烧造过程中，各级官吏竞相弄权，严重影响了窑户的正常经营。万历年间刘念庭任工部营缮分司主事，上任伊始，查除陶弊。得知临清砖烧成后，窑户要先后对吏、军尉、脚夫及船主分别行贿、打点，才能将砖顺利送出，否则就会被“贬值”。

进入清代，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据窑户后人回忆，“清朝末年，窑户每进贡一块砖，朝廷付给2吊钱的报酬，但被下层各官员经手一剥皮，真正发到窑户手里的只剩下加200钱，也就是十分之一。”（傅崇兰、郝一河、王洪辰等《明请临清砖窑考查资料三》）

官吏的层层勒索，成倍地增加了窑户及工匠的负担，而清朝时期政府采购的时断时续，则将临清贡砖产业推向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清代，历代皇帝看到临清贡砖的烧造耗费巨大，且劳民伤财，曾几度下旨停止生产。但每有大型工程，又不得不恢复生产。清朝后期，国力衰落，加之官吏层层盘剥，窑户无利可图，遂消极应付，致使贡砖质量严重滑坡。道光十年，临清烧造的六十万块陵墓用砖，因“质性浮松，沙眼太多”，难以选用，不得已改为“由京烧造”。

此后，临清的贡砖生产日益衰颓，至清末官窑停办，贡砖停产。1933年，民国政府欲效法清廷，在临清重开两处官窑，但因种种原因，所产青砖皆“苦陋不堪用”，只好作罢。《看历史》2010年9月刊

■ 复活的“贡砖”

当青砖生产在临清绝迹之后，新的需求却出现了。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北京的故宫、天坛，聊城的光岳楼等古建筑先后展开维修，对方按图索骥，纷纷来到临清买贡砖。但结果非常失望，历史上名震全国的临清贡砖，竟没人烧了！结果，维修方只能到外地买青砖。

进入90年代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起了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兴建仿古建筑，由此产生了一个逐渐扩大的青砖市场。1996年，作为窑工后代的景永祥，凭借着世代口传心授的贡砖生产工艺，恢复了青砖生产。

2008年，“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入选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永祥作为该项遗产的唯一传承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景永祥的烦恼却与日俱增。

一方面，由于场地、资金的限制，很难扩大生产规模，眼看许多大单找上门来自己又不敢接。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扩大，临清又冒出了好几家青砖厂，部分企业急功近利不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大大降低了所产青砖的质量，从而严重损害了“临清贡砖”的声誉。

面对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年逾古稀的景永祥一时还找不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临清砖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御用贡砖”，它的生死存亡也不再决定于政府采购，而是越来越成熟的市场。

■本文来自《看历史》杂志社-201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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