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是一种混沌不清的观念。一方面，入主中原的各个王朝无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认为不仅农耕文明区，那无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天子的臣民。而另一方面，又极力鄙视那些非农耕区域的族群，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民，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错位的“天下观”使得农耕区域的王朝很难对疆域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在国力强盛时，可以“抚有四海，拓及八荒”，而当国力衰微时，则仅仅只冀望“保障京畿”。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觊觎，西部问题开始凸现。在官方，随着军事压力的加剧，中国随时有可能丧失大片西部领土，放弃还是据守的争论使得西部被真正纳入到行政化管理的视野当中。而在民间，随着国外探险家、传教士、科考队对西部的深入探索，国人对西部的好奇心和好胜心逐步加剧。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往的西部观念开始形成。过去那种遥不可及的化外之地，被一种色彩斑斓的西部图景所替代。广袤的雪域、草原、戈壁，多彩的宗教、文化、文明，丰富的生物、矿产、文物……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打破并更新着国人对西部的理解和想象。

    如果说，对西部的地理发现，是早在张骞时代就完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对西部的全新发现，是一次博物、考古、民族、语言、艺术等等方面的大发现。正是在这一发现过程中，一个由“藩服、边疆、郡县”环绕构成的老大帝国轰然坍塌，代之以一个“世界——中国”的观念下的现代中国。

    也正是外力的刺激下，西部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渐突出，遥远的、化外的西部一步步被摒弃，后方的、心腹的西部一步步被认同，当抗日烽烟燃起之时，西部竟成为这个国家惟一可资凭借的容身之所。如果说，西部，作为华夏族的诞生地，以其包容，宽广、融合、混杂，孕育了这个国家的形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它仍旧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混合了数千年来被农耕与游牧，农耕与狩猎的不同文明形态而割裂形成的隔阂。这一次，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西部不惟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延续，也见证了一个混合多元的“中华民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