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过年情结[4]（随笔散文）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每逢过年时节，为了回家与亲人团聚，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和精力，是很难用金钱或者别的什么去衡量的。

如果再碰上运气不佳，那受罪受气更是免不了的。

    回忆起三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甚或是十年前的春运状态，与现今相对发达的公路、铁路甚至是航空运输业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如今，那种世所罕见的“一票难求”的故事，真的是过于曲折，甚至更是让人尴尬。当然，要在短短的春运期间将20多亿回家过年的旅客安全运送，这恐怕也只有咱们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买票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运输问题了。

    回家过年，是咱老百姓的民生权利。自从离乡进城的三十年来，我也是年年回家，这几乎是成了自己的习惯。因为父亲还健在，做儿子的哪有不回家陪老人聊天儿的，至少是孝心促使自己要完成一年之中最能体现儿子责任的特殊使命。可是，只要一提起回家过年，存储在我脑海之中的那些非常难堪的不愉快的记忆，总是在我胸口隐隐约约地作痛，实在是我一生之中都不会忘记的。

    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1994年的春节了。那一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因为儿子还小，我一个人代表她们娘儿俩回老家执行孝道义务。因为带的东西太多了，临走时内人一再嘱咐要注意路上安全，尤其是要谨防小偷，因为我身上还装有50块准备给父亲的生活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将钱藏在了贴身的上衣口袋里面。

    我做事儿向来是比较谨慎的。当我拎着大包小包进站的时候，那车站上的人多得像是锅子里面煮饺子似的。检票口是唯一的通道，我因为两只手都拎着包，只好用嘴将车票咬上。后面的人不知是什么原因，拼命往前拥往里挤。本来是两排的人，因为拥挤不堪，任凭那两边验票的服务员扯开了嗓门，也无济于事。我几乎是连脚都离了地，几乎是被人架空了，凭着人流不由自主地往里“走”,其实说“游”比较贴切。好不容易通过了检票口，接着就来到了站台上。没等火车停稳，也没等车上的人先下车，站台上的乘客就蜂拥而上。那下车的拼命要下，那上车的拼命要上。因为没有了先下后上的规矩，车门口的人是既上不去也下不来。

    由于刚才检票口人太挤，我一直小心翼翼护着胸口的钱。到了站台时，我还将手里的包放在地上，用手摸了摸没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准备上车。谁知车门口的人流比检票口更凶更激，我左手的纸箱子是用绳子捆绑得很结实的，因为相互挤压，不仅变了形，而且绳子也扯断了。要想停下来再重新捆扎，肯定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随人流用手尽量护着纸箱往上挤。如此这般折腾，可以说是在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上了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汗流浃背的我这才抽出手来，当手伸进内衣的一刹那，我那积攒了一整年的50块钱不见了，我那准备给父亲的大半年的生活费不见了。我的脑子顿时就像五雷轰顶，我的手脚顿时凉到了冰点。再定睛一看，出门时刚刚穿上的新毛线衣居然被人用刀子割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那内衣的口袋已经朝外翻了，它分明告诉我钱已经跟别人走了。

    天哪，是哪个缺德鬼伸出黑手不仅偷走了我的钱，还将我的新毛衣用刀割出了长长的口子。而这，居然让我毫无察觉。每当回忆起这件丢人而又难堪的片断时，我的心总是在痛，我已经很难说清楚当时回到老家是怎么跟父亲说的，尤其是回到小家后，我一直将它作为一种高度机密深深地埋藏在了自己难以平静的心中。

    我至今都会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看护住那区区的50块钱；我至今都难以想象，1994年的父亲是怎么生活的；我至今都在痛恨那个偷走父亲生活费的不要脸的小偷；我至今都会铭记那个拥挤不堪的检票口和车门口；我至今都不会忘记1994年回家过年的那个春节！虽然后来再没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毕竟是个人历史上的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将它忘记呢。我特别理解那些农民工，只要是在电视或者报纸上见到有关农民工丢失甚至是被盗一年辛辛苦苦赚回来的救命钱时，我的心依然会是1994年春节的那种感觉，我真的能体会到那些农民工当时的痛苦而又复杂的心情，甚至，我还能感受到他们回家后的那种令人难堪的情境。

    有的时候，我会天真地想这么一个问题，人家西方人也要过类似咱们春节的圣诞节，为什么他们就不会出现春节前的学生流、民工流和探亲流呢？那种一、二十亿人次的大迁徒，那种一票难求的老问题，难道西方人就不会发生吗？

    也就是只有二天的时间了，许许多多的人又要行走在过年回家的路上了，我又能亲身体验回家过年的滋味了。

    但愿，所有回家过年的人不再尴尬。

    但愿，所有回家过年的人一路平安。     

    但愿，所有回家过年的人尽享天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