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演讲（2002年5月14日）

[美] 哈佛大学校长 劳伦斯.H.萨莫斯（Lawrece H.Summers）

　问题一(林毅夫的实用主义提问)：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
　　回答(萨默斯的形而上的回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