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绪林“关中枭雄”系列小说阅读印象

                              ——在贺绪林“关中枭雄”系列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韩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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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祝福祝贺绪林兄五部小说集成出版，并召开这次研讨会！

    贺绪林将自己过去出版的匪事题材五部长篇加以修改，以《关中枭雄系列》为总题出版，起码在体量上给人以浩瀚之感。利用这段时间进行集中阅读，有如下几个印象。

    一、 传奇、演义与民间叙事立场

    《关中枭雄系列》主要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这就是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叙事文体方式。同时，又融入了民间叙事——说古经的叙事方式。其间，贯通的是一种民间的叙事立场。故此可以说是一种民间传奇——演义的叙事方式。

    传奇兴盛于唐代。关于唐传奇鲁迅有言：“按唐传奇记传之实质，亦不外乎二途：一为异闻；一为逸事。异闻者，或寓意以写牢落之悲，或但弃翰墨以抒窈窕之思。逸事者，大概记时人情事，或更外轶闻，已离神怪，而较近于人事矣。

    演义，主要是历史演义。兴于宋盛于元明。是一种讲史的叙事方式。但是，如鲁迅所言：“不限于全史，其敷叙一时或一人故事者。”即从史实中演化延义，敷叙出一段故事。”

    传奇、演义，均有传说的成分在里面。将在社会上传说的具有一定历史因缘的史实，演化铺陈成完整的故事。

    很显然，贺绪林的《关中枭雄系列》是有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但重心不在讲史，而在于演化一个个民间传说基础上的故事。其叙事，融汇着传奇、演义与民间传说的叙事要素。因此，他的叙事，传奇性、演义性与民间性特征十分凸显。最为突出的是那种民间说古经的叙事方式。这就是事出有因，敷陈演化，叙事写人。

二、 官、匪、兵、民的结构模式

    在对这五部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情节结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时发现，构成叙事结构的基本矛盾冲突力量是：官府、官兵、土匪、平民。官府主要是县政府官员；兵主要是民团、警察，还有政府正规军；匪虽各种各样，但基本是被逼无奈，上山为匪；平民，主要是地方财主绅士，以及普通平民百姓。其中，匪主要也是底层农民，因为特殊的突发的生活变故，生存无路，被迫上山为匪，因此，他们的生活初始的底质应当说还是平民。

    主要人物关系设置上，也是官、兵、绅、匪、民各种人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基本的人物关系。其中，大部又是一男与二女的情感纠葛关系。这其间应当说又有着言情小说惯用的人物关系设置套路。就此来看，则是英雄传奇与言情小说相融合的人物设置方式。

    不论是叙事方式或者人物情节结构，《最后的女匪》具有着更多的现代小说品性，也更具所谓的民间说古经的叙事特点。

三、 性格、社会与地域文化

    所塑造主要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质朴、诚信、刚强、强悍。注重信义、情义，血性十足。开始都是想过安稳的生活，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将其一步一步逼上反抗的道路。不过，这种反抗则是一种极端畸形的反抗，从社会结构形态角度来说，是一种非常态的反抗与抗争。

    《兔儿岭》中的墩子，保安团长罗玉璋、财主徐云卿、土匪刘十三，新二师师长李信义。这几个人物写得都是有个性的，其性格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比较而言，墩子的形象要更为凸显一些，其性格也更为鲜活一些。

    《马家寨》马天寿、财东冯家冯仁乾、香玲、云英，土匪袁老七等。这部小说更为特殊的地方在于家族性的描写：冯家为大户，马家为平民，金家金大先生为小族。于土匪叙事中熔铸的是家族的矛盾冲突，在这两种矛盾冲突中，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

    《卧牛岗》也是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富家子弟秦双喜，匪首郭生荣郭鹞子，其女玉凤，县长姜仁轩，其子姜浩成，县保安大队长刘旭武，吴俊海，吴俊河。作品注意到了不同人物性格的比对差异性叙写。将五部作品整体来看，这部作品特异之处，是叙写了秦双喜这个富家子弟被迫走上为匪的道路。这与《水浒传》中的林冲的逼上梁山叙写很相似。但绝不同于卢俊义的上梁山，因为卢俊义的上梁山之中，隐含着诸多的诡计的设陷。因而更具社会内涵。

    《最后的女匪》：盘龙山匪首麻老五，女匪首徐大脚，朱大先生，警察局长朱明轩，我爷爷石头，我奶奶碧秀。沙漠。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叙事艺术的探索。这是一种后叙事——事过若干年后，孙子恳求爷爷、奶奶叙说他们过去的故事。这是比较典型的民间说古经的叙事策略。这里是我想到莫言的《红高粱》的叙事，那也是一种后叙事，但那是孙子的直接叙述，因而就有了更大对于爷爷奶奶故事重新阐释的空间，是一种历史的重构。而爷爷奶奶的直接叙事，则被阐释的空间要小得多，主要是一种重述式的再现。

    《野滩镇》：彭大锤。麦草，秋月。警察局长章一德，县长司马亮，保安大队长严智仁，野滩镇长苏万山，土匪周豁子。这是起笔非常有势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彭大锤这个人物形象，这不仅在于彭大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匪，而是镖师。更为重要的是，正与邪、善与恶、常态与非常态等因素交织于人物性格之中。如果从叙事艺术角度来说，很显然这部作品则显得更加圆润。

    人物性格塑造：菱形人物，即个性某一方面写到了极致，但还不够丰满、复杂。圆形人物塑造。

    社会内涵与背景：动乱年代。这一方就不多说了。

地域文化，主要是文化性格上的开掘，即关中人的文化性格。从我阅读的感受而言，关中农村的民风民俗生活的叙写固然为作品增色不少，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对于关中文化性格的把握，令人更为共鸣的恰恰是这种地域生活中所蕴含的文化性格的透析。

    但更为严格地来看，作品的内涵还不够开阔丰厚。

    四、 陕西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特异叙事

当代文学中涉及土匪的作品《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苦菜花》、《桥隆飙》、《播火记》，具有传奇色彩作品《吕梁英雄转》、《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京剧《杜鹃山》。

    新时期土匪题材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尤风伟《众龟》、《石门夜话》、《石门吃语》，权延赤《狼毒花》，陈启文的《流逝人生》，谈歌的《家园笔记》、石钟山的《快枪手》、《关东镖局》、《横赌》、《老夫少妻》、《角儿》、《关东女人》，王金年的《百年匪王》等。

    陕西写土匪的作家作品有贾平凹的《五魁》、《白朗》、《美穴地》、《晚雨》、《烟》，杨争光的《棺材铺》，叶广芩的《青木川》，孙见喜的《山匪》等。

    影视剧《双旗镇刀客》，《乌龙山剿匪记》等。

    题材的开拓，正面写土匪。

    社会内涵、人生内涵、人性内涵、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等的深化与丰富。莫言与贾平凹笔下的土匪，是一种人性的开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土匪。正常化的土匪叙写，而非特异化乃至妖魔化的叙写。

    贺绪林已经完成了一次创作上阶段性的艺术建构。他因其特殊题材叙事，在陕西当代文学中独具风貌。但更高的艺术殿堂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