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 杰出的民俗画卷

张沁生

极负盛名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东京开封清明时节景观的真实描绘，清明上河的民俗景观能进入张择端的传世画卷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的。  

汴京的清明节对于北宋中央政权来说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意义的，清明上河，是汴京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  

汴河漕运北宋中央政权的生命线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延续200年之久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王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政府集重兵于中央以便随时能镇压各地的叛乱，这样对粮食的需求便剧增，中央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时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便是位于大运河北端的东京开封了。所以北宋王朝建都开封，包括汴河在内的大运河的漕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宋史·食货上三》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天禧三年(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竟达八百万石，成为北宋时期漕运粮食的最高纪录。北宋时期的汴河漕运，已成为把经济重心的南方和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东京开封连结起来的运输大动脉，也即北宋中央政权的生命线。正如太宗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张泊所言：“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汴河水势暴涨，太宗车驾出乾元门，亲临河堤督促防汛抢险，宰相、枢密等大臣都劝他回宫休息，他却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之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北宋最高统治者对汴河及漕运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清明开河头纲船入汴的盛大节日  

北宋中央政府对汴河漕运的管理是极为重视的。汴河“其浅深有度，置官以司之。每年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汴京遗迹志》卷六)政府每年投入汴河运输的船只，大约为6000只，据史料载，“一舟之运，岁常千石”，“团为十纲，入汴行运”。宋代的所谓纲船，即按船只数目或载重量多少，组成船队运输，每一队即为一纲。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如按6000只船计算，每纲也即30只，这些纲船每年往返在淮南至京师开封的千里运输线上，保证了北宋中央政权对粮食给养的需求。  

汴河漕运纲船，宋初是每年往返3次，后因漕运粮食供不应求，最高统治者赵匡胤亲自过问此事，遂每年又增一运，这样，汴河每年四漕，“遂立为永制”。(文莹：《玉壶清话》卷八)  

周宝珠先生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汴京“清明上河”作出了精辟的解释：“在汴河漕运中，宋朝曾有这样一条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哲宗元佑年间，复开汴口，引黄河入汴，与清汴工程混用，冬寒汴口仍旧关闭。因此，头纲船入汴主要仍在清明之时。”“正因为如此，清明前后，纲船和其他私人商船衔尾入汴，粮食储于东水门外之虹桥元丰仓、近城顺成仓，东水门则有广济、里河折中、富国、万盈、广盈、永丰、济远等共十仓。粮来货至之日，宋廷发放粮物，‘遇有支遣，仓前成市’。东京东南部汴河一带顿成闹区，汴河冬季停运时的萧条局面大为改观，市场开始生机勃勃。汴河与漕运，漕运与清明，清明与河市繁荣，就这样结下不解之缘，周而复始，延续一百五六十年。”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汴京清明开河、开河成市独特民俗景观形成的原因，也即“上河云者，盖其时俗所尚”的内在含义。(李东阳：《清明上河图》题跋)  

《清明上河图》——民俗的典型描绘  

我们打开《清明上河图》，扑面而来的就是春风骀荡、万物复苏、阳春布暖、满目新绿、春回大地、汴水滔滔的景象。  

张择端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把汴京清明时节的景象描绘得纤毫毕现。  

《东京梦华录》载，清明节汴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展开画卷，我们就可看到“门外土仪”的情景：一队人马从郊外匆匆归来，一顶插有“杨柳杂花”的轿子正颠颠地行进，乘轿的当是一妇人，后边的仆役挑着担子快步前行，挑的正是“枣锢炊饼、黄胖掉刀”之类，其丈夫骑马随后，这是多么逼真的描绘啊。  

再如《东京梦华录》载：清明节“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画卷中孙羊店门前，我们正可寻到这一情景：一只盛满各种鲜花的马头竹篮摆放在那里，一卖花人正在叫卖，一妇人和孩子正想购买，那叫卖声正“清奇可听”。  

我们更惊异于画家对汴京清明上河之状的典型描绘：汴河岸边新芽萌发的砍头老柳，正在浇水的畦畦青葱菜地，柳阴下悠闲自在的老牛，暖阳下或穿夹衫或赤膊上身的各色人等，浪花滔滔的汴河河水，或驶或停的大小船只，弓身屈背身负粮袋的劳工，姿态各异的各种交易，紧张劳作的船工，各成其趣的市民等。画卷酣畅淋漓地展示着汴京清明上河的繁华景象。  

东水门内外的世态百相更是让观画者置身其中：驼铃声、驴叫声、车轮声、叫卖声、唱曲声、行令声、吵架声、拉弓声声声入耳；赶车的、抬轿的、游方的、赶考的、剃头的、算命的、说书的、课税的行行入画。  

正如《清明上河图》画卷题跋中先贤们的赞誉之词：“予始获展阅，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其市桥郭迳，舟车邑屋，草树马牛，以及于衣冠之出没远近，无一不臻其妙。”“若城郭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小大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意态，而莫可数计。盖汴京盛时伟观也。”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清明上河图》的主题是清明上河，图中从大的场面到每一情景细节都呼应烘托着这一主题。  

如果把《清明上河图》比作一部宏大的声部繁复的交响乐的话，那么清明上河就是这部交响乐的主旋律。  

《清明上河图》伟大的市肆风俗画杰作  

中国绘画史学者令狐彪指出：“宋代画院从建国开始经过近百年的建设发展，具有鲜明宫廷特点的绘画风格‘院体画’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几乎就在同时，即从北宋中期开始，由于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新趋势，以及文人士大夫用绘画形式抒发胸臆，进行自我表现的艺术新探索，形成了与‘院体画’迥然有别的‘文人画’。‘文人画’如异军突起，日盛不衰，和‘院体画’交相辉映，成为我国绘画史上两个重要的艺术流派。”“在宋代绘画史上作出杰出贡献、不断革新院体风格、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画家，固然有院外的，而大部分还是院内的。如黄居寀、崔白、易元吉、郭熙、张择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李嵩、梁楷等人，他们都是画院造就出来的。”(《宋代画院内外的艺术交流》《朵云》三集)  

“文人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北宋市肆风俗画的兴起。北宋时期打破了唐代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长足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这就为画家提供了表现城市生活的崭新题材，反映市肆风貌的画作便应运而生。如燕文贵所作的《七夕夜市图》。七夕是我国古代的传统民俗节日，牛郎织女相会的动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北宋东京风俗，自七月一日至七日，以七夕为内容，形成极为繁华的乞巧市或七夕市，专门买卖有关七夕的商品，《七夕夜市图》，即“状其浩穰之所，至为精备”。(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一)  

再如高元亨的《角抵图》。角抵，宋代又称相扑、角力、争摔等，为东京市民最喜爱的文体活动之一。该图“写其观者四合如堵，坐立翘企，攀扶仰俯，及富贵贫贱，老幼长少，缁黄技术，外夷之人，莫不具备，至于争怒解挽，千变万状，求真尽得，古未有也。”(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一)高元亨还创作有《夜市图》，状写北宋东京夜市的繁华景象。  

还有宋人无名氏创作的《夷门市廛图》，元人王恽曾这样评论：“近阅《夷门市廛图》，其风物气习，备见政和间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极无以臻此……画品则秾纤巧丽，出内供奉手无疑，正可与《梦华录》互为之览耳。”(《秋涧集》卷七三)开封在战国为魏国都城大梁，其东边一门名夷门，后人遂以夷门为开封之别名。这幅《夷门市廛图》是描绘宋徽宗政和年间东京市肆繁荣景象的，表现其“流宕浮靡之俗”。此画如为内供奉所画，当与张择端同时，或为张择端所熟悉。“正可与《梦华录》互为之览耳”，也正说明此画为北宋东京市肆风俗的典型描绘。  

北宋江南人叶仁遇，还画过一幅《维扬春市图》，“状其土俗繁浩，货殖相委，往来疾缓之态，深可嘉赏。至于春色骀荡，花光互照，不过数幅，深得淮楚之胜。”(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一)他“工画人物，多画江表市肆风俗”。(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维扬，即江苏扬州，自古为江南水陆大都会，表现扬州春天的市肆风俗，正是此画的立意所在。  

综上所述，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前，北宋已有不少画家注重市肆风俗画的创作，这正是革新院体画创作的成果，是北宋绘画创作的一股新风。正是这一新风，影响、促成了张择端的绘画创作，使其由“工于界画”走上了市肆风俗画的现实主义绘画创作道路，在各种绘画流派的相互学习借鉴中，创作出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清明上河图》。  

最后，让我用一首诗结束本文：  

清明上河阳春日，汴京万物绿如苏。  

商贾如云车马喧，纲船驶载入帝都。  

世相百态俱入画，置身其间绝尘无。  

上河图画传千秋，展卷如阅《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