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巾：此期重新流行。在官员幞头逐渐演变为帽子时，庶人已不多戴，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为雅，因可随意裹成各式，于是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种幅巾。如桶高檐短的“东坡巾”，还有“程子巾”、“逍遥巾”、“高士巾”和“山谷巾”等。

 

 

 

　　朝服：宋代官员朝服式样基本沿袭汉唐之制，只是颈间多戴方心曲领。这种方心曲领上圆下方，形似缨络锁片，源于唐，盛于宋而延至明，在明代王圻《三才图会》中有图示，后面应为长长的丝绦。黄色仍为皇帝专用服色，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时即是黄袍加身而称帝的。下属臣官，三品以上多为紫色，五品以上多为朱色，七品以上多为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上朝时多佩鱼袋，唐代时即作为出入宫廷的证件鱼符，起始于秦代传达命令时从中剖成两半的虎符，宋代已作为显示等级的标志了。带钩仍应用广泛，其中不乏精致之品。
　　需要单独说明的是，依宋代制度，每年必按品级分送“臣僚袄子锦”，共计七等，给所有高级官吏，各有一定花纹。如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花绵，宝照中等花锦，另有毬路、柿红龟背、锁子诸锦。这些锦缎中的动物图案继承武则天所赐百官纹绣，但较之更为具体，为明代补子图案确定了较为详细的种类与范围。
　　劳动人民服式多样，但大都短衣、紧腿、缚鞋、褐布，以便于劳作。其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饰，素称百工百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其士、农、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百态纷呈。另有僧侣服、衙役服、兵服等，在此章文字部分从略。
　　金坛南宋周瑀墓内出土三十余件男式衣裳，是难得的形象资料，如围裳、开裆夹裤、圆领单衫和漆纱幞头等。
　　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理学，理学又叫道学，是以程颗、程颐兄弟与朱熹为代表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学术界称之为“程朱理学”。这里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常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宣扬“三纲五常，仁义为本”，强调要“存天理而灭人欲”。这种哲学体系影响到美学理论，出现了宋，特别是南宋一代理性之美，诸如建筑上用白墙黑瓦与木质本色，绘画上多水墨淡彩，陶瓷上突出单色釉，服饰上即趋于拘谨、保守，色彩亦一反唐代浓艳鲜丽之色，而形成淡雅恬静之风。当时，不少文人提倡服饰上要简练、质朴、洁净、自然，反对过分豪华。如袁采著《世苑》讲：“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甚至于高宗对辅臣说：“金翠为妇人首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连宋徽宗在绝笔词中，也羡其清淡舒雅之美。词以杏花拟人，道：“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由于丝织业大为发展，丝织品的产量、质量与花色品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提高。品种如锦一类即有四十余种，另有罗、绢、绫、纱、绮等，其中尤以缂丝最为费工，也最能表现微妙变化。纹样中有缠枝葡萄、如意牡丹、百花孔雀、遍地杂花、霞云鸾、穿花凤、宝相花、天马、樱桃、金鱼、荷花、团花以及梅、兰、竹、菊等。另有寓以吉祥含意的锦上添花、春光明媚、仙鹤、百蝶、寿字等具有民间趣味的图案。宋代刺绣业也十分发达，不仅博物馆收藏的绣画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山西南宋墓出土的刺绣抹胸、上衣、裙带等更是纯朴生动、光彩耀目。连同染缬等工艺皆为精巧玲珑，整齐秀丽。但相对来说，服式变化不大，远不及唐代开放，服色与佩饰也不如唐代丰富华贵。此期因儿童题材的绘画较多，故留下许多可爱的儿童服饰形象。
　　在冠服制度上，宋代十分重视恢复旧有传统，《宋史•舆服志》中记几次服制改革。聂崇义编《三礼图》，是为了“详求原始”，详细考证制度，“遵其文”、“释其器”，以“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之旧”，虽不会完全遵其旧制，但宋代服饰已成为后代力图恢复旧制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