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解开《清明上河图》中“鹭津如寿”之谜
(2011-10-18 18: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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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清明上河图 |
这是《清明上河图》后十四篇跋文中的最后一篇，是首跋诗。诗的作者“鹭津如寿”并未刻意追求跋诗的工整对仗，但兴废题咏间，对朝代的更迭，对《清明上河图》历代辗转收藏的过程，感慨兴叹，寓意深远。在此诗的开篇一句“汴梁自古帝王都，兴废相寻何代无?”面对描绘着北宋故都开封府的画卷，题诗者发出：“汴梁自古就是帝王们兴业建都的地方，但像这样兴兴废废接连不断的朝代更迭那一代不曾发生呢？”的感慨。而看到《清明上河图》上，自金代以来众多的题跋与流传印章，又发出了“珍藏易主知多少，聚散春风何处寻”的感叹。这首跋诗在此画卷后的多首题咏诗中可以算是上乘之作，他把王朝的更迭看得并不像前人那样哀叹，而是把国之兴废看得像万物生息一样自然。此诗的作者为什么能对宋之兴亡看得如此超脱，这位署名“鹭津如寿”的人到底是谁？他是明人还是清人？他生活在那里？这一系列疑问自《石渠宝笈三编》本《清明上河图》被发现六十年来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成为此《清明上河图》的众多谜团之一。笔者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查阅与考证写成此文，现在就和大家一起探寻这位神秘的最后一题跋者的身世之谜。
落款“鹭津如寿”的题跋，是《清明上河图》后的最后一篇跋文，也是此图后十四篇跋文的十三位题跋者中学界至今唯一不能考知的一位。这为《清明上河图》又增添了一层神秘。
而考证其身世之谜的唯一线索只有跋诗后的落款“鹭津如寿”四字。按古人题跋落款的规律，再加上此跋诗后面那枚印有“如寿印”三字印文的钤印，可以断定“如寿”是题诗者的名字。而“鹭津”是指什么，是题诗者的名号还是籍贯，就不能马上确定。若“鹭津”二字是“如寿”的号，那考出“如寿” 身世的可能就变得微乎其微。但如果“鹭津”是籍贯，那我们通过查找地方史志极有可能考出“如寿”的身世。我们还是通过分析来试一试。
让我们回顾一下“如寿”之前的十三篇题跋的落款，就能作出以下总结：在这十三篇题跋中，只有金代的张公药把自己的号写在了姓名之前落款为“竹堂张公药”。其余中有两跋，一是元代杨准落款为“西昌玉华素士杨准”，一是明代的冯保落款为“镇阳双林冯保”。这两位的落款都是采用籍贯、号、姓名排列的方式。还有两跋，一是明代的吴宽，一是明代李东阳的第二跋，此两跋均独留姓名而无其他。综上可以看出在之前的十三篇题跋中，有八篇的落款都采用了籍贯加姓名的方式。若单独留名的两跋不能算在内，落款为籍贯加姓名的这一方式的比率还将更高。所以说“鹭津如寿”中的“鹭津”二字为“如寿”籍贯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鹭津”若为地名，就极大的缩小了笔者查找的范围。
可是笔者翻阅了众多的地图册，都没有找出叫“鹭津”的这个地方，也许今日中国并没有“鹭津”这一地名，难道它是某一地方的古名或别称?并且根据地名或可推知这一地方可能临水并有鹭鸟。之后笔者通过大量查阅终于在一篇名为《鹭城的“海上乐园”》【《海洋开发与管理》1985年03期】的文章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相传,古时候的厦门——四面环海的岛屿上,栖息着许多涉禽类的白鹭,因而取名“鹭屿”。这些白鹭朝出暮归,三五成群,或编趾于田野,或翱翔于海空。直至今日,人们仍爱用‘鹭岛’、‘鹭门’、‘鹭津’等雅号称呼厦门。”终于找到了“鹭津”是厦门别称的证据。
在这之后笔者陆续在其他一些与厦门相关的文献中找到了更多关于“鹭津”为厦门别名的记载。如在一篇《厦门名字的由来》的文章中记载：“相传遥远的古代，常有成群的白鹭栖息在厦门岛上，因此，厦门又称为鹭岛、鹭洲、鹭屿、鹭城、鹭津、鹭门，厦鼓海峡称为鹭江···明初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朝廷在岛上筑城寨，城名‘厦门’。厦门的地名，从此确立。此后数百年间，厦门也曾改名为‘思明州’‘思明县’等。１９３５年厦门正式设市。”此文中明确的指出“鹭津”就是今天厦门的别称，另外文中还指出厦门也曾名为“思明州”“思明县”，所以思明也是今天厦门的别称。而笔者查找文献的过程中却尚未遇到其他地方古名或别名为“鹭津”的记述。这或许可以断定“鹭津”就是厦门，落款“鹭津如寿”可能是指厦门人如寿。
看来查出厦门历史有无“如寿”此人，才是论证这一推论是否正确的关键。于是笔者找来几个版本的厦门地方史志，逐一查找，最先在《民国厦门市志》【卷三十四/方外传/明】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明光，姓王，号上中。少业儒，善事母，后为僧开元寺涌幢庵。勤于参究，为诗清灵幽静，尤工草书。时有同寺僧如寿，精于楷书，与光齐名，人称『明光草』、『如寿真』。光晚年与阮文锡唱和···如寿姓傅，字济翁，亦能诗，俱尝居厦门。(据《鹭江志》、《府志》)”。而后笔者又在清人周凯纂辑的《厦门志》【卷十三/列传十/方外】中查出与《民国厦门市志》相同的记载，只是比《民国厦门市志》中：“(据《鹭江志》、《府志》)”多了“和参”二字。由此可见民国修《厦门市志》时，照搬了清代《厦门志》的原文。
可知清人周凯在纂辑《厦门志》记述明光僧人时参考了《鹭江志》和《府志》这两本地方志。《鹭江志》很有名，是厦门现存最早的方志，成书于乾隆34年（1769年），薛起凤修撰。而《府志》是否指《厦门府志》呢？不是。因为笔者查遍福建地方志也无找到“《厦门府志》”一说，但找到了《福州府志》与《泉州府志》等，到底《府志》是指福建那里的《府志》？就要细读以上在《厦门志》中的引文，引文中记述了三个人，分别是明光、如寿、阮旻锡。并且两部《厦门志》都把他们归为明代人。并指出光明和如寿在同一寺院出家为僧，这一寺院名叫开元寺。但名为开元寺的佛寺几乎遍及全国，而福建的开元寺中当属泉州开元寺名气最大，当然福州开元寺也很有名。
于是找来《福州府志》【清/乾隆/徐景熹/主修】与《泉州府志》【清/乾隆/怀荫布等/纂修】逐一查找，并未在《福州府志》中找到引文的记载。但却在《泉州府志》中找到了与《厦门志》相近的记载，只是比《厦门志》中对明光诗作的称赞多了“远离尘俗”，对明光草书的称赞多了“求者无虚日”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泉州府志》中也明确的记入了：“时有同寺僧如寿，精于楷法，与光齐名。时人称之『明光草』、『如寿真』。”可见《府志》是指《泉州府志》而非《福州府志》。也就是说如寿可能是在泉州开元寺为僧，而非在福州开元寺为僧。而《厦门志》中：“如寿姓傅，字济翁，亦能诗。”一句应出自《鹭江志》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为什么在泉州为僧的如寿会出现在《厦门志》中，《厦门志》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给出了答案：“俱尝居厦门。”俱：在此应为“全、都”的意思，尝：在此应为“曾经”之意，“俱尝居厦门”一句的意思应为“（他们）都曾经在厦门居住”。“他们”指的就是如寿、光明和阮旻锡。说明不止如寿，光明和阮旻锡也应为厦门人或在厦门居住过。结合以上资料答案出来了，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中最后的一位题跋者“如寿”极有可能是“明代”厦门人傅济翁，出家泉州开元寺后，改僧名如寿。《清明上河图》之上的跋诗应是其出家之后题跋的。但还有一种情况不能排除，就是在明代，厦门是隶属于泉州府管辖的，作为厦门的名人如寿和光明被记载在《泉州府志》中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这就产生这样的可能：他们出家的开元寺并不一定在二百里外的泉州，也有可能就在厦门本地。但笔者并未找出厦门的开元寺，问询了住在厦门的朋友也为问出厦门开元寺来。
《厦门志》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笔者的注意，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的《厦门志》，都把明光列入了明代僧人，而如寿与明光同时，也应为明代僧人。但有一人笔者早就知晓，他就是与明光、如寿一起出现的阮旻锡，笔者之前就知道他是位清初名人，生活在福建，写过一本记录明亡以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抗清历史的《海上见闻录》。这本书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一本很重要的文献。而《厦门志》中一句“光晚年与阮文锡唱和”，不正从侧面证明，明光与如寿也生活在明末清初？并且笔者发现在清人周凯纂辑的《厦门志》中也把阮旻锡归入了明代，可据笔者所知阮旻锡在清代生活过很长时间，至少他的《海上见闻录》写到了郑克塽归顺清朝，也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可见这是我国历代修史的传统惯例，改朝换代之后，不归顺新朝廷的前朝遗民，后世修史时也把其归入前朝，不管他在新的朝代生活了多长时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笔者产生一个想法，是否如寿是明代灭亡之后才出家为僧的，之前是否也参加过抗清。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考证和想法是否准确，看是否还有其他旁证，笔者重点查阅了大量记录这一时期、这一区域的史籍、资料。最终在钱海岳先生所著的《南明史》【卷九十九/列传第七十五/文苑六】4682页中找到了“济翁，思明人。僧名如寿，亦工诗”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在同一页就有对明光的记载：“上中，思明人。儒生。为僧中左所开元寺，名明光。诗清灵幽眇，与旻锡唱和。”此句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为僧中左所开元寺”，它明确的记载了明光是在中左所开元寺出家，而如寿与明光同寺为僧，那如寿也是出家中左所开元寺。而这“中左所”就是今天的厦门。清周凯在《厦门志/序》中载：“厦门，宋曰‘嘉禾屿’，明曰‘中左所’。同安县十一里之一里耳。”如果更确切的讲“中左所”仅指厦门本岛。据此可知如寿和明光并非在百公里之外的泉州开元寺为僧，而就是在厦门岛上的开元寺出家。还有一点也得到了确定，这就是如寿和明光的籍贯就是厦门。
另外《南明史》中还有对阮旻锡的记载，并记有“阮旻锡，字畴生。同安人”、“同时与旻锡齐名者”共十九人，这十九人均是不与清朝妥协的明代遗老，其列最后两位便是明光和如寿。由此可知阮旻锡不止与如寿是同时代的人，并且几乎就是同乡（同安是今厦门市下辖的一个区）。由于笔者找不到更多历史上关于如寿的记载。但相对于光明、如寿来说，历史对阮旻锡的记载就很多了。由于笔者掌握有关如寿的史料有限，所以想通过对阮旻锡的了解，从一个侧面了解如寿所处的时代背景，为进一步考证如寿提供参考。
清人周凯纂辑的《厦门志》中记：“阮文锡，字畴生。父伯宗，字一峰，世袭千户裔，夙居海上…值峡江曾樱之丧，倾囊助之…托处十数载后，乃逃于释氏，名超全；以教生徒自给…著有《夕阳寮诗集》、《诗论》、《诗韵》行世；林佶谓其诗冲微澹远，一以正始为宗。年八十余卒。”
钱海岳先生《南明史》中载：“阮旻锡，字畴生。同安人，世袭千户。幼孤，泛海学贾以养母。母殁，躬负土石与父合葬。北京之变，方弱冠，慨然去诸生，师事曾樱，传心性之学。又讲习风雅，旁及道藏、释典、兵法、医卜、方技之书，靡不淹贯。出游名山大川，北抵东华。托处十余年，后乃为武夷，曰超全，又曰大轮，以教授生徒自给。”
而来自福建文史资料馆得的资料更为白话详尽：“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福建厦门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时，阮旻锡慨然放弃举子业，师事曾樱，传性理之学…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延平郡王郑成功在厦门设立储贤馆，阮旻锡和洪初辟、杨经等都入于馆中，成为郑成功的幕僚。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后，阮旻锡弃家隐避，奔走四方。康熙五年(1666年)入京都，前后逗留20余年。阮旻锡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或三十三年(1694年)回到厦门。其时阮旻锡已入佛门，法名超全，以教授生徒自给。阮旻锡始终不忘明室，在京期间，根据目睹耳闻，开始撰写《海上见闻录》，翔实记述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起，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归清为止的郑成功祖、孙三代37年兴亡史。该书是研究郑成功历史的珍贵史料…阮旻锡约在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07～1715年)去世。”
清《武夷山志》载：超全，俗名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同安人。明末布衣士人，清军入关迁居厦禾，明亡，弃诸生业，自称轮山遗枘，尔后入武夷为山僧。又据史料记载阮旻锡出家之后对武夷山茶文化的贡献很大，并有资料记载：“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茶僧释超全写《武夷茶歌》，是最早记载乌龙茶制作工艺的文献。”
综合以上资料，虽然在众多的史志文献中对阮文锡在南明灭亡之后何时去了北京，在北京生活了多久，何时又回到福建，何时出家为僧等诸多方面记载多有出入，但文献中对阮旻锡的年龄记载出入并不大。清《厦门志》中说：“闯贼陷京师，文锡方弱冠”。李自成农民军是在1644年攻入北京城，而阮旻锡这年才二十岁，鉴于古人计岁多为虚岁，所以阮旻锡有可能生于1624年到1626年之间。而“年八十余卒。”以此上下限推算阮文锡应死于1704年到1715年之间。若根据福建文史资料馆资料记，阮文锡生于明天启七年，也就是1627年生。据“阮旻锡约在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07～1715年)去世。”看来笔者根据《厦门志》的推测与福建文史资料馆资料记载的出入并不大。
另一点要详考的是阮旻锡在厦门被清军攻陷之后何时去的北京，并在北京生活了多长时间，何时回到了福建并何时出家。福建文史资料馆资料记为：“（阮旻锡）康熙五年(1666年)入京都，前后逗留20余年。阮旻锡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或三十三年(1694年)回到厦门。其时阮旻锡已入佛门，法名超全，以教授生徒自给。”而据《厦门志》记：“（厦门陷落后）托处十数载后，乃逃于释氏，名超全”。再加文献“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茶僧释超全写《武夷茶歌》”的记载，可以确定阮旻锡在北京生活了“十数载”，而非“20余年”，并于1686年之前就回到了福建在武夷山出家为僧。笔者又查到阮旻锡在清乾隆《泉州府志/物产》中载的一首茶歌——《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睽睽，世道如此良可嗟。”
诗中有：“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阮旻锡在诗中很明确的指出：安溪茶是在模仿武夷山茶。而从诗的全文可以看出，阮旻锡不光来到了安溪，而且对这里的采茶、制茶、卖茶都很熟悉，可见他在这一区域生活了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一定是在1686年之后，在“阮旻锡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或三十三年(1694年)回到厦门”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而安溪与厦门只有百余公里之遥。
据此《厦门志》中：“光晚年与阮文锡唱和”，应是在1686年之后，而非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后。再加上结合史志不难看出，明光志列明代，应是清军攻占厦门后才出家为僧的。而这时的阮旻锡“弃家隐避，奔走四方”后去北京，几无“唱和”的可能。1686年的阮旻锡已有六十岁左右，而这时的明光也是“晚年”。明光与阮旻锡的年岁相近。又据《厦门志》中载：“尤工草书。时有同寺僧如寿，精于楷书”可知阮旻锡也应和如寿年岁也相仿。再加上《南明史》中的记载，就更佐证了这一结论。并可知如寿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厦门被清军攻陷）以后，才削发为僧出家开元寺，并应在康熙年间生活过很长时间。
《清明上河图》后“鹭津如寿”的跋文正是用楷书写成的诗文，观之所写楷书，疏密适合，章法严谨。读之诗文语言简洁，寓意深远。这也正与《民国厦门市志》中对如寿的记载：“僧如寿，精于楷书，”“亦能诗”相吻合。
对于如寿的题跋落款，笔者之前也有疑问，如寿是出家的僧人，为什么在给《清明上河图》题跋之后的落款留下了自己的原籍 “鹭津”厦门。对于出家为僧的人为什么有这种看似对尘世的留恋？对这一疑问，笔者查阅了那一时期的一些明亡之后出家为僧的画作，发现在僧名前提写原籍的现象乃比较常见。如“清四僧”之一的弘仁，就是江韬，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一幅作品名为：《幽亭秀木图》，顺治十八年作（1661年）。落款为“渐江学人弘仁”，而弘仁就是渐江人（安徽歙县），渐江是籍贯，弘仁是僧名。只不过弘仁在其落款中过多的用籍贯“渐江”反到之后“渐江”成为他的代名而行于世。而在石涛的代表作《莲社图》中落款为“湘源石涛济道人”，湘源即湘江之源——广西，石涛的故乡。像这样的现象在清初众多不食清粟或因避难而出家的明代遗老的书画作品中是很常见的。
而从《清明上河图》的流传轨迹来看也符合这一点，在如寿之前的题跋者是明晚期有名的大太监冯保。张居正死后，太后归政神宗，冯保遂遭排挤，谪为奉御，被逐往南京。几年后冯保病死，家产被抄没，但未在其家产中发现《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可能被冯保带到了南京，从此《清明上河图》在江南流传。或冯保并未把图带到南京，而《清明上河图》还在北京流传，在清军入关攻占北京之时，随从北京撤离的明代遗臣带到了江南，而最终的来到了南明在中国东南大陆的最后根据地——厦门。厦门陷落后，如寿出家并在卷后题写了最后一篇跋文，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东南流传，这种可能性极大。而从可考的如寿跋诗之后的第一位收藏者清代学者陆费墀的生平也能佐证这一点。陆费墀，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聘用陆费墀、纪昀、陆锡熊等人，当时陆费墀为总校官。编篡《四库全书》要搜罗天下图书。而陆费墀正有此种便利，加之陆费墀为江南人，在江南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可能性就极大。这也符合《清明上河图》的流传轨迹。
根据如寿是在清康熙二年（1663年），厦门被清军攻陷之后才出家的推定，可知其在《清明上河图》之后的题跋时间应是在康熙二年也就是1663年以后。但根据诗文所表达传出的意境，笔者认为应该不是如寿为僧的初期所题。因为明亡之后大批明代裔胄入遁空门多为避世或自保，或作为反清复明的掩护。真心遁世者无几。况且如寿出家地厦门还是南明与大清拉锯争夺的地方。如果细观题跋中的诗句：“汴梁自古帝王都，兴废相寻何代无?”就不难看出诗者如寿对自己所亲身经历的这场朝代变更以很是超然。而细读本诗的最后一句：“珍藏易主知多少，聚散春风何处寻。”（几百年来珍藏过此图的主人变换了多少次有谁知道啊，历代的藏主与此图的相聚之后又离散，就像这春风一样每年周而复始到何时何处才能真正的寻到她，并把它永恒的留在身边。）细读之后就会感到如寿表面是对《清明上河图》在这几百年间藏主变换的叹息，实则是在暗指江山的更迭，朝代的变换。这江山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变换的只是一家一姓，是君王或是藏主，但是那一家一姓都不可能永久的保留她，她会一代一代的异主变换。
也许此时如寿看到此图，而想到大明河山的沦亡，所以在诗中吟出：“妙笔图成意自深，当年景物对沉吟。”如寿也许会想到当年灭亡此图所绘北宋江山的民族竟与今日灭亡大明江山的民族是同样的民族女真。也许这时如寿已看到大清的三藩平定、台湾归附、江山一统和康熙盛世的社会秩序井然，已知复辟大明没有了希望。也许此时如寿已真心归入了佛门，在他看来，朝代的变动已没有太多的亡国之痛，他在这朝代的变更的大混乱中，看到了太多，经历了太多，也悟到了太多，才做了这首跋诗。
若真是如以上分析的这样，此诗就极有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归清之后。再根据前文所论证的阮旻锡是在1686年之后才有可能回到厦门，或根据福建文史资料馆得的资料：“阮旻锡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或三十三年(1694年)回到厦门与明光‘唱和’”来看（因为明光“时有同寺僧如寿”），此跋诗是题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之后的可能性极大。
通过以上论证，可以得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三编》本《清明上河图》后最后一篇跋文的题写者“鹭津如寿”,应生活在明末清初，福建厦门人，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之后，出家中左所（厦门）开元寺为僧。而其在《清明上河图》后的跋诗可能题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之后，但根据跋诗的意境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此跋诗题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之后的可能性更大。
注：《<清明上河图>最后一跋者“鹭津如寿”考》一文已分两期发表于《中国书画报》国画学术理论版（2011年77、78两期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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