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我们处室有比较好的读书氛围，阶段性地推荐大家读书，还在全处交流读书心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我的同事徐慧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在我们单位的内网上点击率很高，颇受欢迎。我觉得，她的文章中有一点很值得称道，即有感而发、感由书生。她是认真读了书之后，就读书谈所得、谈感悟，而非离开所读之书高谈阔论一番。所谓读后感，一定要尊重所读之书，这是读书的基本态度。

曾国藩给我们的启示

徐慧

   曾国藩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有学者曾这样评论他：“如果以人物来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人”。最近，读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1月出版），给我留下四点深刻印象。

    一是“有恒”，即坚强的意志。曾国藩并非天生就具有人的意志力，至少在三十岁以前是这样。他心性浮躁，经常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认真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便有时间读书也静不下心来。关于这点，他曾在日记中作深刻反省：“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漫，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而立之年，他受唐镜海、倭仁等理学大家影响，毅然立志自新，要“学作圣人”，并脚踏实地地开始实践自己的志向。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日课修身，规定自己必须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除此之外，还要读《易》，练习作文。他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并将不符合圣人标准的言行记载下来，痛自反省、痛改前非。二是师友夹持，就是借助外力监督自己。他把自己的日记送给朋友们阅读点评，并抄成副本，定期寄回家中，让自己的兄弟、儿子们阅看，目的是“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三是追求有恒，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终其一生，他对“恒”最为用力。但求恒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日课修身也好，师友夹持也罢，贵在有恒也难在有恒。曾国藩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字——熬！以他练习书法为例，“（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怎一个苦字了得！但曾国藩不仅凭借其坚强的意志耐住了苦，而且甘于自苦。他一辈子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甚至去世前四天还在日记中自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凡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反复磨练，不断自我完善，曾国藩完成了从“庸人”向“圣人”的蜕变，终成一代大儒。

   【启示】：不要轻言那些高远的目标遥不可及，只要持之以恒地付诸实践，积跬步可致千里，积小流可成江海。

    二是“条理”，即科学的方法。传统中国式思维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们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如，儒家学说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异于传统中国式思维。他认为：“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大意是，每遇到一件事，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还要进行细分、再细分，直至把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留一点模糊含混。显然，他这种思维方式更接近西方的思维方式，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他极有洞见地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曾国藩每遇一事都能做到细致分析、找出要害、把握关键、妥善解决。他平生最忌的就是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因此他认为，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无疑得益于他的这种实证精神或曰科学精神。

   【启示】：做事不能大而化之，而应关注客观事实，重视具体细节，坚持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事物，才能把握发展规律，正确指导实践。

    三是“笨拙”，即踏实的精神。曾国藩的天分实在算不上高明。他前后考了七次，直到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自己也承认：“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虽然天分不高，但曾国藩为人十分勤勉踏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还是带兵打仗，他都一步一个脚印，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比如读书，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又如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就是“结硬寨、打呆仗”，把敌人活活困死。办法是笨办法，但效果却出奇的好。曾国藩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而他的学问，也是日臻善境。笨拙对于曾国藩来讲，非但不是个缺点，反而成了他的一大优点。因为笨拙，所以他从小接受的是挫折教育，因此练就了过人的抗击打能力；因为笨拙，所以他遇到问题只知道硬钻过去，因此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这也应了他说的那句话：“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近，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意思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启示】：成功没有捷径，与其劳神费力投机取巧，不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笨鸟先飞”。

    四是“包容”，即爱才的态度。曾国藩培养的人才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大学士二人，军机大臣二人，封疆大吏和部院堂官二十三人，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二十六人，提督、总兵各二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学者十三人。最盛的同治初年，其人才占据半壁江山。八个总督，有五个从他身边走出来；十四个巡抚中，有八个出于湘军阵营；副省级的职位有五十三位之多，省级以下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说过：“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曾国藩培养人才是建立在其爱才的态度之上的。由于其爱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他对人才就有一种包容之德。最著名的就是他和左宗棠的关系。左宗棠和曾国藩是老乡，比曾小一岁，自小天资聪颖，十四岁便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二十多岁就已名满湖湘。他自视甚高，以“今亮”（当今诸葛亮）自许，可惜仕途不顺。与曾国藩相识时，曾已是在籍侍郎，相当于副部级官员，而左还是一个小小举人。曾认为左宗棠是位奇才，对左十分推崇，而左对曾却有点看不起，时常高己卑人。有一次，左宗棠因得罪永州镇总兵樊燮而惹来杀身之祸，曾国藩竭力相救，并将他招至麾下予以重用。左宗棠也因此因祸得福，平步青云。但左非但不感怀曾的举荐之恩，还处处寻找机会针对他，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但即便是决裂了，曾国藩对左宗棠仍至仁至义。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出兵西征回教起义期间，曾国藩不仅粮饷供应及时，还把最得意的部下交给他使用，助他取得西征大捷。这件事成了他俩最后的交集，也深深感动了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亲书挽联，并首次以“晚生”自谦。

   【启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个人才九个怪”。对人才，不仅要看其优点，还要包容其缺点。有了一个宽容的环境，才能引导人才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