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
【宋】梅尧臣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应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
然古有登歌，缘辞合正宫，辞出士大夫，不出于瞽曚。予言与时辈，难用犹笃癃；虽唱谁能听？所遇辄瘖聋。诸君前有赠，爱我言过丰。君家好兄弟，乡合如生丛。虽欲一一报，强说恐非衷，聊书类顽石，不敢事磨砻。
《四部丛刊》影明本《宛陵集》卷二十七
【说明】
北宋初期，王禹论诗推崇白居易，力图挽回晚唐五代纤弱佻巧的风气，但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稍后西昆体(西昆体是中国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聚集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西昆体诗人宗法李商隐。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
，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谐美，词采精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是，西昆诗人只是一味模拟，缺乏真情实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所以被嘲为把李商隐“挦”得“衣服败敝”，更被复古派的石介视为“怪”现象加以攻击。其后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西昆体乃告衰歇。）兴起，愈加讲究词藻，片面追求形式的华丽，诗风更坏。直到梅尧臣、欧阳修出来，才所扭转了这种分倾向。欧、梅两人之中，梅是专门用力于诗的。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洙）下。”（见《后村大全集》卷第一七四）这首《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就是从理论上提出的反西昆体的宣言，“迩来”以下几句都是针对西昆体而说的。
诗中称述《诗三百篇》的美刺传统，这些，都和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论点大旨相同。说“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强调的是“下以风刺上”的一面。他认为诗歌之作，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因事有所激”，说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因物兴以通”，已接触到文学形象性的特质，较之“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就要透僻些了。
白居易认为“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又说《离骚》比兴之义，仅能行风人十之二三，似乎对伟大诗人屈原的认识还有不足。而梅尧臣则以《离骚》直接承《诗三百篇》，把屈原彷徨抑郁的怨思，提到“愤世嫉邪”的高度。
梅尧臣之所以能够自立一宗，为宋诗作先导，一方面由于他发展了前人的进步理论，指出了诗歌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艺术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里说：“作诗列古今，惟造平淡难。”“平淡”是梅所极力追求的艺术境界。所谓“平淡”，并不意味着平庸和浅易；恰恰相反，他是主张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和高度的写作技术，表现出作品的内容。这种“平淡”风格的特点在于：意在言外，耐人寻绎。如吃橄榄，从苦涩之中咀嚼出不尽的甘腴之味；要洗尽脂粉铅华，给人以“老树着花：的美感，使读者体味之后，感受到作品强烈的感染力。
所谓“惟造平淡难”，不仅在于炼词，也在于炼意。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圣俞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必能状难写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斯为至矣。”又说：“圣俞生平甘于吟咏，故其构思极艰。”“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刘克讲学也说他“留意于句律”，学梅的人只知道他的诗淡，而不知他“殊不草草”。苦吟而以平淡出之，平淡而有深远之意，正如王安石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岖，成如容易却艰辛”（见《题张司业集》），是不简单的。
虽然梅尧臣在诗歌创作上并未能完全达到这种境界，然而在唐代诗歌高度发达，成极难继的情况下，他这种主张却在诗歌艺术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南宋大诗人陆游早年就受到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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