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诗話·詩辨

【宋】严羽

【原文】

夫学诗者以识為主：入门須正，立志須高；以汉、魏、晋、盛唐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須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須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須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从頂顶额上做來，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單单刀直入也。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渾，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者，是谓第一义。若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見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又取大歷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諸诸公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为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夫诗有別材，非关书也；诗有別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羚，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义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內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读喜賈島、姚合之语，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茲诗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原注：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注释】诗辨：《诗辨》是《沧浪诗话》篇名，严羽诗论的理论精华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严羽自稱：“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骛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夫学诗者”三句：“识”本是佛教用语，指认识、直觉和判断等精神活动的总体。《摩诃止观》卷二上云：“对境觉知……了了別知名为识”。“入門”二句：指学诗时取法要高。宋人重学古，同时也注重选择具体学习对象的正确性，总之是要取法乎上。开元、天宝：唐玄宗年号。分别为713至741和742至755年间。“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即指中、晚唐诗人。自生退屈：自己退缩屈从。意谓不学汉、魏、晋、盛唐之诗，而学习了“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下劣诗魔：指下等、不正道的诗歌。“见过于师”四句：意谓见识超过老师的，才能接受老师的传授，见识等于老师的，只能接受老师才德的一半。“工夫”二句：指学诗要從上等的作品学起，不能从下等作品学起。“先須熟讀《楚辭》”二句：意谓熟读《楚辞》，反复吟咏之，是学诗的根本。严羽如此说，是因为他认识到诗歌是吟咏性情抒发感情的。樂府四篇：当指《文选》乐府类的《乐府四首古辞》，包括《饮马长城窟行》、《君子行》、《伤歌行》、《长歌行》四篇。枕藉：意谓放在枕头下。句谓把李白、杜甫的诗集当作枕头，随时阅读观赏。自然悟入：“悟入”本为佛教术语，《法华经·方便品》：“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現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自然悟入，谓经过长期的学习涵咏古人优秀作品，在不觉之中明白了作诗的道理。“此乃从頂额上做来”：頂额，指頭部。从頂额上做来，即上文“功夫須从上做下”之意。向上一路：禅宗指宗门之极处。《传灯录》卷七：(宝积禅师上堂示众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頓门：頓悟的途徑、门路。单刀直入：本指学禅时直接抓住根本，此指学诗能直接抓住根本的方法。《传灯录》卷九：(灵祐禅师曰)“单刀趣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五灯会元》卷九“趣入”作“直入”。“詩之法有五”六句：关于严羽的五种“诗之法”后人犹多种解释，以陶明浚的解释较为明白通达。陶明浚《诗说杂记》卷七：“严羽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此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为比拟，一有所关，则倚魁不全。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須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須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須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須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須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亦惟备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诗道成焉。”（《文艺丛考》初编卷二，转引自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下同。）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则以“体制”、“格力”论汉魏诗，以“气象”论初唐诗，以“兴趣”论盛唐诗，以“音节”概论唐律。亦可参考。“詩之品有九”十句：品指品格，在此当指風格。关于九种风格的解释意义陶明浚解释为好。《诗说杂记》卷七：“何谓古？凌青云而直上，浮顥气之清英是也。何谓高？金薤琳瑯，黼黻溢目者是也。何谓深？盘谷狮林，隐翳幽奧者是也。何謂遠？沧溟万顷，飞鸟决眥者是也。何谓长？重江东注，千流万转者是也。何谓雄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者是也。何谓飘逸？秋天闲静，孤云一鹤者是也。何谓悲壮？笳拍铙歌，酣畅猛起者是也。何谓凄婉？丝哀竹滥，如怨如慕者是也。古人之诗多矣，要必有如此气象，而后可与言诗”。用工：指作詩的關鍵處。起結：指诗的起句、结句的方法。句法：指结撰、组织、安排诗句的方法。字眼：指诗用字的方法，如所谓“诗眼”等。起結、句法、字眼，都是指詩的結構形式和字句安排的方法。其大概有二三句：大概：指诗的总体的风格类型。清代姚鼐在《复鲁絜非书》里分文学作品风格为“阴柔”、“阳刚”之美两类，与严羽所论相仿。所谓“优游不迫”与“阴柔”相似；“沉着痛快”则与“阳刚”相近。极致：这里指诗的最高境界。入神：当指诗歌的出神入化的境界。《古诗十九首》：“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易·系辞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疏》曰：“言圣人用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寂然不动，乃能致其所用”。又《易·系辞上》：“阴阳不測之谓神。”《注》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形诘者也。”嚴羽將“入神”推为诗歌创作的极致，其精微要妙之处，难以言说。乘有小大：乘是运载使人至于彼岸之意。佛教有大乘、小乘之说。大乘主普渡众生，小乘主自己修行成佛。宗有南北：禪宗自五祖弘忍后分為南北二宗。南宗始于惠能，主頓悟；北宗始于神秀，主漸悟。故曰南頓北漸。道有邪正：佛教各派往往义己派为正宗正道，以别派为旁门左道。《传灯录》卷九：黄蘖希运禅师云：“有此眼脑，方辨得邪正宗党”。从下文“若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一语看，严羽是以大乘为正宗，以小乘为旁门的。正法眼：亦名正法眼藏，禅宗术语，泛指佛所言之正法。《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第一义，即第一义谛，佛教术语，又名真谛、胜义谛。《大乘义章》：“第一义者，亦名真谛。……彼世谛若对第一，应名第二。”声闻、辟支果：佛家有三乘，一菩萨乘，二辟支乘，三声闻乘。菩萨乘普济众生，故称大乘；辟支乘、声闻乘仅求自度，故称小乘。所以下文说它们“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韩驹《陵阳先生室中语》云：“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唯知者可以语此”。严羽以禅论诗与此意同。大历：唐代宗年号，时当公元766年至779年。大历以还诗指中唐诗歌。严羽推崇汉、魏、晋和盛唐诗，以为中唐诗次之，而晚唐诗则更次之。但佛经原意，声闻、辟支果也已属第二义，严羽以第二义和声闻、辟支分喻中、晚唐诗歌，并不合佛经原意，只是自己的理解。临济、曹洞：临济宗和曹洞宗是南宗时禅宗影响最盛的兩大支派。临济、曹洞俱为禅宗支派，本无高下之別。而严羽以禅喻诗则以临济优于曹洞，也是出于自己的理解。“大抵禪道”二句：這句话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术语，指信徒对佛教经义的殊妙之觉悟。《涅般无名论》曰：“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严羽以“妙悟”论诗，是从创作和学诗两方面来讲的，既指对艺术特殊性的心領神会，融会貫通；又指认识艺术和掌握艺术表現能力的过程。“且孟襄阳”三句：孟襄阳即孟浩然，唐代著名诗人，襄州襄阳(今屬湖北)人，故世称孟襄阳。严羽认为韩愈常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但对诗歌创作并没有“妙悟”，而孟浩然，虽才学不如韩愈，因其对诗歌创作有所“妙悟”，故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下文“诗有別材，非关书也；诗有別趣，非关理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当行、本色：均为內行、本行之意。参诗：禅宗有参禅之说，指各种方法如坐禪、參話頭、說公案等，以期对禅机的領悟。参禅之说对宋代文人影响很大，人们把认真读诗，以期获取对诗的正确观赏和作诗的方法叫做“参禅”。如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一说：“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参诗的目的，即是去悟到诗的“妙趣”、“興趣”。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均为初唐著名诗人。沈、宋，即沈佺期、宋之问。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拾遗，即陈子昂，他曾任右拾遺，故世称陈拾遗。大历十才子：据《新唐书·卢纶传》指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候审、李端十人，因皆能诗，齐名，故时号“大历十才子”。其他书所记十人姓名与此略有出入。元和之詩：元和是唐宪宗年号，时当公元806至820年。元和之诗，主要指元稹、白居易等人之诗，他们主要活跃于元和时期，故号为“元和体”。外道：佛教术语，指于佛教外立道者，为邪法蔽而在真理之外者。《法华经··譬喻品》云：“未曾念外道典籍。”嚴羽借此喻指于诗终不晓“悟入”之理者。夫詩有別材二句：別材，亦作別才。“诗有別材”二句：指詩人作诗要有特別的才能，与读书和学问无多大关系。这是批评“以才学为诗”。“詩有別趣”二句：趣即指兴趣、兴致，“別趣”指诗歌必须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形象，才能引起人们的欣赏兴致，这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这是批评“以议论为诗”。“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五句：“读书”指学问修养；“穷理”指穷究人情物理。“不涉理路”，指穷理而不空讲道理。这是说作诗不要空泛议论说理。“不落言筌”，指读书而不被书中的言语所拘束。这是说作诗要有言外之意。“羚羊”二句：据说羚羊夜间以角挂树，悬身空中，防备野兽的伤害。禅宗以此喻指禅机不能通过言辞把握。《传灯录》卷十六引义存禅师语：“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什么处扪摸？”又卷十七引道膺禅师语：“如好猎狗，只能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严羽以之比喻“兴趣”的难以言诘，无迹可求。“故其妙处”六句：凑泊，会合、凑集之意。不可凑泊，指诗的妙处难以直接把握，即如司空图《与极浦书》所引戴容州语所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之意。“空中之音”等，均是佛经里常用的比喻，大抵指诗歌的“兴趣”的不即不离、难以具体寻绎的审美特征。赵兴时《宾退录》载张芸叟论诗语：“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严羽之论当本于此。奇特解會：指特別的理解；领会。一唱三叹：《礼记·乐记》说：“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指诗歌作品能引起人们不尽的审美兴趣。使事：使事即用典。以骂詈为诗：指诗语言不雅驯，有漫骂的内容。“王黄州学白乐天”五句：王黄州，指宋代诗人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曾为黄州知州，故称王黄州。其诗学白居易，王有诗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蔡宽夫诗话》引）杨文公，杨亿（974～1020），字大年浦城（今属福建）。卒谥文，故称杨文公。刘中山，刘筠（971～1031），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大名古属中山国，故称刘中山。杨亿、刘筠与钱惟演同为宋初“西昆体”的代表人物。《蔡宽夫诗话》云：“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盛文肃：盛度（968－1041），字公量，余杭人。卒谥文肃。韦苏州即盛唐诗人韦应物。韦曾为苏州刺史，故称盛文肃。欧阳公即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梅圣俞：即梅尧臣（1002－1060），北宋诗人，字圣俞，宣城（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唐人平淡处，是指唐代王、孟、韦、柳诸人的诗歌风格。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至东坡、山谷”二句：东坡：指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山谷：指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自出己法以为诗：指苏轼、黄庭坚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变尽了唐调，确立了宋格，所以下文说“唐人之风变矣”。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严羽的说法或本此。山谷用工尤深刻：当指黄庭坚特别专在字词上下功夫。《朱子语类》卷一四零言：“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余意；黄費安排。”赵紫芝（？～1219)：名师秀，号灵秀，字紫芝，南宋诗人。翁灵舒：名卷，字续古，号灵舒，生卒年不详，南宋诗人；赵师秀、翁卷二人和徐照（？～1211，号灵晖)、徐玑（1162～1214，号灵渊）均为南宋永嘉人，合称“永嘉四灵”。四灵不滿于江西诗派，主張以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法。贾岛（779－843），中唐诗人，字阆仙，译作浪仙，诗喜写清冷枯寂之境，颇多寒苦之辞。姚合（775－854），元和进士，善为五言律诗，诗风类贾岛。清苦之风：即指贾岛、姚合的诗歌风格。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窮苦之句。”刘克庄《答林子显》云：“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过于郊、岛，篇帙少而警策多。”“江湖诗人”二句：江湖诗人，指南宋后期以姜夔、戴复古、刘克庄等人为代表的歌歌流派。其得名于杭州书商陈起所刻之《江湖集》等。江湖派成員多为落第不仕的文士。他们不滿于江西诗派和四灵派的诗歌创作，主张学诗从晚唐入手而上溯到李、杜。其实江湖派诗歌与四灵诸人还是颇有相近之處的。

　　【译文】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提示：提出学诗要以识见为主，取法要高。认为“学盛唐”以前之诗是学诗的正路。指出了具体的方法门径是多咏读作品，吸取营养，涵蕴于胸，自能领悟。

　　作诗的方法有五种：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

　　提示：提出作诗有五种方法。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用力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的总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从容不迫和沉着痛快。诗歌创作的极致有一样：入神。作诗而能到入神的境界，这就到顶点了！到尽头了！无以复加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很少了。

　　提示：提出诗有九种品类，三个用功之处，两大风格，一个极致——“入神”。

　　禅宗的流派很多，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南宗和北宗之派，正道和邪道之路；获得正法的人，才是领悟了真谛。至于声闻、辟支的小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禅：汉、魏、晋等古诗和盛唐诗是作诗的第一义的真谛，大历以来的诗就已落入第二义了。晚唐诗，就像是声闻、辟支果的小乘了。学习汉、魏、晋与盛唐的诗，就像学禅宗的临济宗门下。学习大历以来的诗，就像学曹洞宗门下。大抵上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且说孟浩然的学力在韩愈之下很远，可是他的诗却独独超出韩愈之上的原因，就在于（孟浩然诗）一味地妙悟罢了。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行。然而悟有浅有深，有的人悟得有限，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懂得上乘的第一义的，不必假借于悟。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是透彻的悟；此外虽然也有悟的人，都不是悟得第一义的真谛的。我这样的评论不僭越，辨别不狂妄。天下有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的道理就是如此。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就是所见诗歌不广，研究考察诗歌不够深入。试取汉、魏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晋、宋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南北朝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开元、天宝诸家的诗深入钻研，再只取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大历十才子”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元和年间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晚唐诸位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位的诗深入钻研，它们真实的是非是不能掩盖的了。倘若在这里还没有清楚的见解，那就是被邪魔外道蒙蔽了他的认识真实的能力了，那就不可救药了，终究不能领悟了。

　　提示：提出以禅喻诗的“妙悟”说。“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领会禅理佛法的名词，即是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的聪颖智慧去心领神会。诗歌作为一种通过审美境界反映生活的艺术，它的创作方法也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只能靠诗人对外界事物接触中的直觉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就能顿悟诗法，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妙悟”。

　　作诗要有另一种才能，这与读书学问没有关系；作诗要有另一种兴趣，这与抽象说理没有关系。然而古人没有不读书，不深研理论的呀。但是（他们）不沉溺于理论逻辑，不落入语言的束缚（而能有言外之意），这才是上等的。诗歌，是吟咏情志心性的。盛唐的诗人（作诗）只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美妙之处清莹澄澈，玲珑剔透，（别人）难以接近，好像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诗歌写作作特别的理解领会，于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这些东西写诗，（写出来的诗）岂有不工整的呢，然而却终究不像古人的诗了。原因在于缺少一唱三叹的委婉的韵味啊！而且他们的诗作大多致力于使事用典，不追求兴致情韵；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完全篇，也不知诗的主旨落在何处。他们的末流更严重，焦躁叫嚣，愤怒乖张，大大地背离了（诗歌）温和忠厚的传统之风，简直就是以叫骂为诗了。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遭一次劫难的厄运了，可说是大不幸了。然而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了吗？回答说：有的，我只取其中合于古人（作诗标准）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尚能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的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地方。到了苏轼、黄庭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方法写诗，唐人诗风才改变了。黄庭坚更是在锻炼安排钩深峻刻上下功夫，后来他的诗法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赵师秀、翁卷之辈，独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稍稍恢复接近了（贾岛、姚合）清寒苦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他们不知（自己)是只落入了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就是盛唐诸公的大乘正法的境界呢！唉！正法眼藏不传己经很久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得到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一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高唱他们的诗就是唐诗正宗了，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说真正的唐诗只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呀，这不是诗歌发展道路的又一个大不幸吗！所以我不自度德量力，就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以喻诗，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决然地认定（作诗）应当以盛唐为法（原注：我后来舍而不说汉、魏，而只说盛唐，是认为汉、魏古诗的体制已经完备了）。（这样）虽然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在所不辞的。

　　提示：这一段对“兴趣”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在《沧浪诗话》中“兴趣”的同义词还有“兴致”、“意兴”。严羽所谓的“别材”主要体现在“妙悟”上，或者说诗人只有通过“别材”才能达到“妙悟”的境界。严羽所谓的“别趣”和他“兴趣”说的特定含义是相通的。由“别材”而“妙悟”，由“妙悟”而“别趣”，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提示：这一段首先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现象，进而提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兴趣”说。所谓“别材”，就是说作诗不靠学问，靠的是诗人的特别的才能；所谓“别趣”，就是作诗不要议论说理，即使议论说理也要有理趣，这样的诗才能有“兴趣”，即有兴味、情趣的审美感受。当然要做到这些，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妙悟”。严羽的理论虽有玄虚杳缈、不易理解之处，但作诗不能只靠学问和议论说理以及诗要有兴趣之说，无疑诗正确的。

　　3．严羽的诗歌理论

　　（1）“妙悟”说

　　严羽的诗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以禅喻诗”，他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以韩愈、孟浩然相比较，说明韩愈学问高出孟浩然，但其诗远逊于孟，这就是因为孟浩然的诗“惟在妙悟”。他说：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提出“妙悟”说。“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词汇，本指主体对世间本体“空”的一种把握，《涅盘无名论》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就诗而言，“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真觉，一种感悟。他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由于“悟有浅深”，各个诗人悟的深浅不同，因而形成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别。

　　（2）“别材”“别趣”说

　　宋诗缺少唐诗那种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往往“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以“妙悟”和“兴趣”为其理论基础，认为：“诗有別材，非关书也；诗有別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提出了“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批评反对宋诗的这一倾向。所谓“别材”，就是诗人有体现在“妙悟”上的特别才能，他以韩愈、孟浩然相比较，说明妙悟这样“别材”不同于学力。韩愈学问高出孟浩然，但严羽却认为其诗远逊于孟，这就是“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注释，所谓“别趣”，是就诗的审美特征讲的，这里的“趣”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便是“兴致”，是一种包含在形象之中的理趣，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议论、说理的枯燥的道理、性理。

　　（3）“以识为主”说

　　严羽强调学诗要以“识”为主，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宝以下人物。……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就是说诗人要有高度审美识见，即审美判断力。有“识”方可言辨，方可分出前人诗歌的高下。所以他又说：“作诗须要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从高处入手，才能不为旁门左道所惑。他要求熟读汉魏古诗，次参李、杜等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可以说，“以识为主”正是为了对诗的“妙悟”。

【作者简介】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浦客，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在公元1195年左右到公元1240年或其后。其先世盛于唐代西蜀，后來避地南闽，家有“九严”，俱有詩名。严羽早年隐居不仕，后來因家乡动乱，曾经避地江楚，回乡后不久又去漫游吴越。从他留下的一百多首诗看，严羽的思想主要不是隐逸，而是希望在民族危亡之秋有所作为，但不能实现，于是无奈和憤激，并由此产生了超脫避世之情。经后人编辑而成书的严羽《沧浪诗话》在后世影响极大。有诗集《沧浪吟卷》。

引自：http://www1.openedu.com.cn/file_post/display/read.php?FileID=29700

宋代文论重点作品讲析——《滄浪诗話·詩辨》讲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