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力先生是我国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也是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这位一代宗匠，一直从事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40多种语言学著作和大量的论文，给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精神财富；在语文教育方面，先生不仅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语文教育理论建设。

关键词：传统语文学语文应用语文教学研究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北京大学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也是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这位一代宗匠，一直从事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40多种语言学著作和大量的论文，给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精神财富；在语文教育方面，先生不仅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语文教育理论建设。

一、在祖国传统语文学方面用力最勤

王力先生，少年家境贫寒，但他刻苦求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1926年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受到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位著名学者的教导与培养，遂确定专攻语言学，并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先生才智天纵，中学西学兼通，研究领域宽广，成果丰硕，尤其是他的传统语文学著作，充满了独创精神，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用现代语音学理论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阐释了传统的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的基本内容。这种研究，化神秘深奥为平易，把初学者望而生畏的绝学，变成了容易理解的科学。

1944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通过汉语和西洋语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等的比较，揭示了汉语语法的特点，提出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递系式、被动式、紧缩式等汉语特殊句式，使汉语研究由模仿西洋语法走上了真正独立自主的道路。

1957年出版的《汉语史稿》，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叙述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汉语研究的新课题，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新天地，具有拓荒的意义。

1958年出版的《汉语诗律说》，从诗的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各种诗体的特征，同时还对诗词的句式和语法特点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归纳，是一部从语言角度阐明文体特征的著作。

1962年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古代汉语》，首创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教材体系，为推动我国古代汉语教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81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史》，第一次全面扼要地论述中国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语法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源流，总结了自先秦至清代的汉语研究成果。

1982年出版的《同源字典》，第一次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全面研究同源词，对于音义相近的字，或音近义同的字以及各组的同源字，从形、音、义上做了历史发展的论证，把汉语词源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此外，先生还出版了《中国语文概论》《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语法纲要》《中国古文法》《诗经韵读》《楚辞韵读》《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等著作。发表了《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古韵分部异同考》《类音研究》《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双声叠韵的应用及其流弊》《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等200多篇论文。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一门课程，过去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种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的是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1958年以后，大家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至于汉语史，则应该另立一科，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字、古汉语通论三部分内容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先生在《古代汉语·绪论》中指出：“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为用的。如果只掌握常用词而不讲读作品，那就只能获得一些关于字义的零碎知识。如果只讲读作品而不掌握常用词，那就讲一篇，懂一篇，不讲的仍旧不懂。如果只熟读一些作品和掌握一些常用词，而没有关于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那就不能融会贯通，概括全面。如果只有关于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不掌握实际材料，那就是空中楼阁，对于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学好‘古代汉语’这一课程，就非全面地掌握这三部分的内容不可。”[1]5由此可见，《古代汉语》是以文选为纲，以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为两翼编写的，这种体例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好评。

二、在语文应用方面付出了巨大劳绩

王力先生认为，中国语言学传统上第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重视实践，这个传统的优点应该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使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事实上，大多数中国语言学者是重视语文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但那种认为普及语文知识或者研究现实生活中的语文问题是“雕虫小技”的思想也还是存在的，先生就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龙虫并雕斋”。他认为普及与提高不可偏废，理论应该能用来指导实践。为此，他既写汉语语言学的皇皇巨著，更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现实问题，为文字改革、为汉语规范化、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推广普通话写了大量深入浅出、理论严谨的文章和读物，深受读者欢迎。

早在1936年，先生就投入了汉字改革运动，曾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主张用罗马字拼音进行汉字改革。1940年，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字改革》，这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全面论述了汉字的改革。他指出，汉字改革的本身虽是一种政策，而汉字的优劣及改革后的结果，都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他认为，无论赞成或反对，都不宜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提出，希望大家对汉字改革的复杂性加以注意，这是科学的态度。先生全面分析了汉字的优点和缺点，并对汉字改革的利弊、改革的可能性和拼音文字所引起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事实上，今天有关汉字改革的种种意见，赞成的或反对的，早在70多年前，先生差不多都谈到了。权衡得失的结果，先生是拥护汉字改革的，付出了巨大劳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作为语言学家对汉语规范化问题非常关心，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1955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汉语规范化》文章。文章指出：“目前由于全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各地方的方言在以空前的速度汇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更重要，因为在各地的语音、词汇、语法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让‘自由竞争’，看它们‘优胜劣汰’；我们应该适当地加以引导，使它们能够按照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发展，使语言不断的趋向精密、准确、合理、好说、好写、好懂，以利于社会生活、利于教育、科学和整个文化的进步。”[2]136

1956年，先生在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普及读物《谈谈汉语规范化》，这本书语言浅显，举例生动，通俗易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对当时的汉语规范化起了积极的作用。1959年，先生凭着对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强烈责任心，又陆续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另一篇是《语言的规范化和语言的发展》，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王力、吕叔湘、周有光等12人为委员，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轻而易举就产生了的，这个方案经过三年多紧张的集体努力才制定成功。方案的制定，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其中王力先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难得的是，他既考虑到方案的学术性，又考虑到方案的实用性，非常科学。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的法定标准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周有光回忆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王先生是重要参与人之一。这是大家知道的，不必细说。我只指出一点，就是，语言学者们经常跟国际音标接触，极容易倾向于创造新字母。1956年发表的方案中有好几个新字母，就是语言学者们创造的。当时王先生的态度不同，他主张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因为他注意到，《汉语拼音方案》不仅要有科学性，还要有实用性。实用性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不是后来去掉了新字母，今天汉语拼音的应用将受到许多阻碍。例如，打国际电报就会不方便，更不可能成为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3]303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指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4]221指示共分12条，对全国各行各业，各机关、组织、团体都提出了要求。时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的王力先生，对推广普通话工作非常重视，先后就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理论根据以及实践方法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如《论推广普通话》《谈谈在高等学校里推广普通话》《在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种障碍》《谈谈学习普通话》等。在怎样具体帮助各地人民学好普通话方面，先生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浙江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是同类著作中出版最早的具有示范作用的为实践服务的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对于普及普通话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三、在语文教学研究方面具真知灼见

改革开放后，年近80岁的王力先生，“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开始致力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他站在时代的高度，结合自己学习与教学语文的经验，从语文教育的历史出发，对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师培养等问题都做了论述。

（一）关于目的问题

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是整个教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对教学具有定向作用。它给教学活动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也为教学活动提供了客观的评价标准。所以说，科学地确立中学语文科的目的、任务，对于语文教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980年，先生在全国语文教材改革座谈会上发了言。他指出：“关于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我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我谈点自己的看法。现在语文这个名称很多地方的用法都不一样，比方说各地都有语文学会，有些地方语文学会就是语言文字学会，有些地方语文学会就是语言文学学会。那我们这语文课到底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呢？好像多数人的了解应是语言文学。可是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这就跟我们的课程目的任务大有关系了。我们应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阅读跟写作的能力，这个就是语文课的目的，也就是我们的任务。”[2]279

我们说，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是工具性，语文这个工具，其价值就体现在它是人们交往、表达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上，这是社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把培养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一切教学活动都要围绕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行。

（二）关于教材问题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内容的载体，是借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发挥语文教育功能的物质基础。中学语文教材是围绕单元主题由一篇篇课文组成的，它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审美情趣，主要以课文为凭借。课文系统质量如何，关系到语文教育的成败，这是个大问题。为此，先生指出：“根据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我们选的文章应该具有典范性，用通俗话来说就是应该选些好文章。从文字的角度来说，这种文章是好的。文章应该是富于逻辑思维性的，同时也是很美的。文章能够有准确性，有鲜明性，有生动性。特别是文章要不罗嗦，不说废话。我们现在看到报纸杂志上的一些文章，本来应该有500字就讲清楚了，他却写了5000字，这种文章是最坏的文章。如果让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教材，那我们教学效果不会好的。”[2]281

所以，入选教材的课文一定要文质兼美，语言求真，修辞求诚，锤炼求精，在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具有规范性，这是语文教材的基本要求。

（三）关于教学问题

在语文教学内容上，先生主张重点教语言文字。他说：“我没有仔细了解过现在老师讲课的方法，不过也听到一些情况。比方讲一篇文章，首先就用很多时间介绍作者、作者生平，然后讲时代背景，最后才讲文章本身，文章本身又大谈什么主题，什么描写的手法，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应该从写文章的角度，从语言的角度多讲，而不是讲那些作者生平、主题、艺术手法之类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教会学生能写现代文，不是要把学生造就成文学家。”[2]295先生强调说：“语文课最要紧的是，一定要从语言的角度来教。”[2]173

在语文教学方法上，先生主张熟读背诵。尤其是学习古代汉语，离不开熟读和背诵。他指出：“背诵是传统的好方法，可以加强感性认识。通过熟读和背诵，对古代汉语能有更多的体会，不但古代的词汇和语法掌握得更加牢固，而且对古文的篇章结构和各大家的风格，也能领略得更加深刻。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熟读的作用是很大的。”[2]7

作为语言学家，先生还主张结合语文教学实际教点语法知识，使学生能初步掌握祖国语言的结构规律。他说：“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语法总是非教不可的。”[2]97语法是讲语言应用规律的，语文教学要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理应充分利用客观规律，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先生的主张无疑是对语法教学出现的“滑坡”现象提了个醒，所以，我们要本着“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把语法教材编好，把语法教好。

（四）关于教师问题

中学语文教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先生明确地回答：“首先是中学语文教师自己提高语文水平的问题。10年的动乱搞得我们的语文教师队伍青黄不接。许多老教师退休了，这10年本来应该是中年教师和青年教师自己进修、自己提高的时候，却碰上了10年动乱。我了解语文教师本身也有提高语文水平的问题，是因为最近接到了不少中学语文教师的来信，主要是谈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其中写错别字的也有，句子不怎么通顺的也有。我当然不是说多数人都是这样，但恐怕一部分语文教师水平还有待提高。”[2]293提高语文教师的语文水平是永恒的主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教育活动的追问，语文教学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守成走向创新。语文教师要想直面新的挑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寻找到新的职业坐标，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就必须不断地修炼自己，提高自己。

参考文献：

［1］古代汉语［Ｍ］．北京：中华书局，1962．

［2］王力论语文教育［Ｍ］．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

［3］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Ｍ］．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4］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