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玉静

    最近网上疯传一条微博：宁波鄞州高级中学的图书馆，无门无管理员，10万册图书，全数提供给师生自助借阅。年终盘点，图书反而多出了6000册。这条微博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钱江晚报》的记者从这所学校证实了网上微博的真实性，在2月1日的《钱江晚报》上专门作了报道。

    据报道，从2005年开始，宁波鄞州高级中学的图书馆，就实行了“无门无管理员，图书任师生自助借阅”的政策。制定这一政策的，是当时的校长王贤平。王贤平说过这样一句话：“高中的图书馆不应该是藏书馆，应该是读书馆。”因为这句话，图书馆的门被大刀阔斧地拆掉了。偌大个图书馆，借书、还书、借多久、啥时候还，全靠师生自觉。当时消息一出，就一片哗然。有人说：这样做，书迟早要被偷光的。王贤平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以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规模，至少要请6个管理员。一个管理员的年薪就算5万元，6个人就是30万元。图书任人借阅，就算丢了，只要每年丢书不超过30万元，就值了。再退一步说，书就算被偷去了，也是划算的——偷书的人毕竟是拿去看的，那他也接受到了教育。王校长的这笔“精明账”，把大家说服了。

    图书馆对学生的信任，最终收获了什么？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宁波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现在的实际情况。虽然最初也出现了个别人长期借书不还、自助手续没办的情况，但说到偷书的，没有。当然，学校的教育措施也是到位的：就图书馆要不要设门的话题，当时学校专门组织开展过辩论赛，让学生自己辩辩看；新生进校时，都要听一堂图书馆老馆长开设的讲座；学校还发起了“毕业生向母校捐书”的活动。

    那这种无门、无管理员的图书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管理模式呢？据了解，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一天24小时开放，图书馆有一套电子刷卡管理系统，学生借书还书，只要一刷卡，就一目了然；学校没有配专门的图书管理员，但有一名教工家属负责日常的图书整理工作；新书进来时，另有人专门负责登记造册。学校当时设立这个完全开放的图书馆，目的是将其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一个载体，一方面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由此可见，在表面“无”的背后是“有”，而且颇具成效。

    或许有人会说，“无门图书馆”演变成一堂“大智育人课”，虽值得喝彩，却难复制。倘若离开了校门，其管理效果和教育收获，便可能大打折扣了。这种假设虽然不是杞人忧天，但却应该想到，人会慢慢长大，在学校里受到的良好教化与熏陶，对其成长之后的素质和涵养，同样有着深远影响。习惯了这种“自律氛围”的学生，将来走到社会的任何角落，往往不会将“有门”、“无门”看得区别太大。

    没有门、没有管理员，并不是说这样一个图书馆就毫无约束，可以恣意任性，随意处置馆藏的图书了。同样，门禁森严、机关重重，在耗费了大量行政成本、管理成本的同时，也未必就能守得住那些图书不被窃走。图书馆丢书，借书不还的问题一直也是屡禁不止。据温州市图书馆2011年的一次统计，借书逾期未还者已达16000人次，其中3年以上未还的占五分之一。既然这一问题无法根治，那不如学学这种管理模式，多给读者一些信任。

    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图书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馆舍建筑可能越来越奢华，技术设备可能越来越先进，管理人员看起来越来越专业化，而读者置身其中，却感受到越来越深的冰冷。似乎，图书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体，文化也已经退居一隅。原本是服务读者、服务阅读的管理、防范等等，反倒成了图书馆中最耀眼的部分，尤其是一些大馆更是门禁重重，比如不准带包进入，不准将水带到阅览室内，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让读书的惬意随之大打折扣。图书是否失窃，本质上取决于读者的自我约束，取决于文化的强大力量，能不能抑制得住个体的越界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本身就是门禁、就是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