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强自力

    图书馆已走入爱书但更爱读者的时代

    明朝大学士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讲述了他早年借书求学的经历。每当借了别人的书，抄录后必按时归还，“不敢稍逾约”。有了良好的信誉，藏书人也乐意借书给他，“余因得遍观群书”。宋濂为天下借书人树立了信守承诺的榜样。如果图书馆要教育那些逾期不还的读者，宋濂的故事算得上一个好教材。

    图书馆对读书的种子总是宽容大度的，就拿逾期罚款来说吧，一天一毛钱的违约金实在是不疼不痒，属于象征性意义。一些图书馆还有类似于宾馆的“叫醒”服务，图书到期时，图书馆借“伊妹儿”或手机短信，向读者送去温情脉脉的还书通知。然而，这项服务却被一些读者误解，演变成了不叫不起床，不催不还书。个别读者以没有收到还书通知为借口，气昂昂地不交违约金。面对这些“上帝”，图书馆人真是哭笑不得。有些图书馆因大量图书滞留在读者手中，不得已发起了既往不咎式的还书免责活动，其情状颇有点“跪求”还书的无奈。

    逾期不还是世界性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图书馆时常开展“超期大赦”活动，类似于国内的“还书免责”。每到此时，常有隐匿多年的图书回归阔别已久的家，偶尔还会碰到“地老天荒”般的逾期图书。一旦遇到超期几十年的图书，媒体便会争相报导。还书人不但不会受到批评，反而落一个“超级爱书人”的美称，严重违约可以忽略不计，完璧归赵堪称义举。

    免责也罢，大赦也罢，图书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追回几本书，更重要的是为了解脱读者，让流失的读者重新回到图书馆。良苦用心，实所共鉴。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图书馆职业对读书人的宽容与厚爱。

    很久以前，也就是1856年至1879年间，兰登·西伯利是哈佛学院图书馆的馆长。话说在一个7月的早晨，他急匆匆地走过校园，迎面碰见了校长。校长问西伯利：“最近图书馆的工作怎么样啊？”西伯利满面春风地回答道：“刚完成了一次图书清点，书都在架子上，只有两本书被阿加西斯教授借去了，我现在就去讨要回来。”西伯利上门讨书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两本图书馆学经典著作均将其引为案例，一是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二是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谢拉揶揄西伯利是财宝的守护神，阮冈纳赞批评他是重保存而轻利用的负面典型。

    西伯利上门讨书却成为反面教材，实在有点冤枉。作为图书馆人，笔者对这位认真负责的老夫子心存敬意。他背负的那个爱书至上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图书馆走入了爱书但更爱读者的时代。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面对图书馆人的宽容与厚爱，读书人该拿什么来回报？宋濂的“不敢稍逾约”当为借书人的圭臬。常言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按期还书，看似小事，实则体现读书人的诚信品格与社会责任感。以诚信回报宽容，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