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浩如烟海的石库门里弄中，起名为“仁济”弄堂是独一无二的。自网上认识“仁济里老邻居”，有关这条里弄的往事就不断浮现出来，尽管它现已被“新昌城”的新楼所替代。

    至少2002年初，仁济里还在。我出外办事特地从那里穿过，弄里已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动迁。隔壁长福里有两个老太喃喃对话：一旦搬走，东西起码扔掉一半，云云。

    我住懋益里，与仁济里只隔一条山海关路。走去新闸路，穿仁济里而过是捷径。进弄口是山海关路140弄，出来时已是新闸路433弄了。这条笔直的纵向总弄，伴随着一条条横向的支弄，呈“丰”字型布局。不过，这个“丰”字在其北段东侧嘎然而止。因为这里先于仁济里有了一个康乐里，让这个“丰”字缺损。也许与过去营造公司的实力有关，一个地块往往分割成几个十几个里弄，不象现在开发商财大气粗，不动则已，一动则整个地块统吃。

    印象中仁济里建于1925年。与一般里弄靠马路的一边按商铺式样建造的情形不同，仁济里靠山海关路的一边依然是石库门式样。唯一的解释，那时的山海关路可能还不成其为路，只是一条巷子而已，就象南市老城厢里小巷两边的石库门、大宅院一样。相比之下，隔壁的长福里比仁济里建得要晚一点，从它靠山海关路一段是商铺就可以看出来，而长福里弄口靠西的中山理发店当年是很高档得，隔壁的三两个铺面则被山海关路菜场占为办公室。长福里的铺面总体比较局促。因为除了仁济里之外，长福里还要受到西侧和庆里的“挟持”。所以与仁济里直通新闸路不同，长福里的走向先往北，突然西拐，从成都北路出弄。而当南面柏福里和懋益里的一排铺面建成时，山海关路应当是定型了，只不过它是一条晴天坑洼、雨天泥泞的弹格路，而不是现在的柏油路。

    记得仁济里靠山海关路弄口的东侧石库门里曾经是一个居民食堂，后来改为生产加工组，还有个传呼电话。食堂门口，经常覆着几口菜场用来腌菜的大缸，一般叠为两层，小时侯常常和同伴在此玩躲猫猫。这些同伴住在我家楼上，其中一家徐姓人家大约1968年初搬到了仁济里，记得是搬到第一条支弄往东笃底的15号或17号，家里是楼下厢房，反正大门出来是一个垃圾筒。

    而这条支弄往西则发生过一起远近闻名的凶杀碎尸案。大约1979年初夏，那里的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因情感纠葛，与另一男的将一个女人杀了。据说是这家妻子发现并报的案，一部分尸块从屋顶晒台上扔进了废弃的烟囱里。那天我正好从学校回家经过仁济里，弄堂里满是看热闹的人。烟囱的下部已被敲破。后来敲破的地方补上了水泥，修补的痕迹一直很明显。每每深夜经过此地，总觉得背心上掠过一丝丝的凉飕飕。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读中学前，仁济里对我来说只是一条通道。读中学后因许多同学住在仁济居委，感觉不太一样了。其实仁济里本身并没有我熟悉的同学，且仁济里只是仁济居委的一小部分。我的同学除了住长福里、和庆里外，还住庆余里、肇庆里、寿康里、铸范里、三益里等处。像“校外梧桐树”等就应当在铸范新里或三益里。

    新闸路寿康里边上的街面房住着福永，他家门口一直挂着“呢帽反新”的牌子（我一直疑惑为什么用“反”不用“翻”），那时这类生意还是不错的，但家庭成分算“小业主”。福永排行最小，兄姐中工矿太多，只能去崇明。我大学毕业，他考进大学。三年后分到一个机关。不久他家里弃“呢帽反新”，做起了个体餐饮生意，估计是他们老迈的父母已去世，加上呢帽已过时，生意日减。一天他来看我，我不在。事后母亲对我说福永是他们家管财务的。我当时一惊：这不是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吗？现在想来这样的吃惊是完全不必要的。

    寿康里的伟达是我母亲同事的侄子，父母双职工，家境好，读书时就全身穿着的确良，甚至穿皮鞋、戴手表，实惠意识浓厚。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可能是南京或苏州吧），他虽是老大，但仍可照顾留上海进工矿。而唯一的妹妹单眼失明，也可以留上海。对此，他流露出的得意经常是不加掩饰。现在近四十年没有联系，不知过得好吗？

    仁济里颇有人气。往南山海关路是个人声鼎沸的马路菜场，往北新闸路的这一段是条平民化的商业街区。新闸路弄口东侧是一个邮政所，在地块其余地方拆平后还在此坚守了好几年，连报上都有报道。西侧是家西药房，品种很全。再隔壁是一爿很大的文具店，我经常来此零拷墨水，纯蓝的，4分钱拷满一瓶。小学六年级时，为了画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专门到此买两张1开的铅画纸，用铅笔勾勒，用水彩分色，用钢笔标注，画成后在家墙壁上挂了好几年。有了这次历练，1978年的高考，地理不用复习也驾轻就熟了。当然过于自信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好在没有影响大局。

    文具店隔壁过三益里是一爿不小的中药店。再隔壁是当时有点名气的酒楼，叫“肇庆源”，一直没有看见这三个字的正式写法，80年代这里开起了“庆源楼酒家”的霓虹灯，并亮有“喜庆筵席，经济小吃”八个字。我小时侯，这里曾卖过宁波猪油汤团，1角钱5个，生意很好。那个瘦高个师傅一个人既包又下还盛。我清楚地记得，师傅把黑芝麻馅摊平，用刀划成小块，搓一个糯米胚子放进一小块馅，包好后一个个扔进半沸的汤里，隔一会用勺子抄一下锅底。顾客取汤团，他收下筹子，用勺子在浮起的汤团中拣出那些已半透明的盛入小碗，再加上一点白汤，递了出去。我现在包汤团就一直用这种包煮合一的方法。

    那年，在沪等高考录取通知。忐忑之中，想到去“肇庆源”买一些面拖排骨和春卷解谗。很大的一块排骨才2角4分，四个春卷也是这个价钱。我穿过仁济里，将买的东西刚拿回家还没动筷，就听见外面有人叫我名字，说是有传呼。我似乎意识到什么，忙扔下筷子，跟着那人到新昌路厚德里口打回电。没等我打出，对方第二个电话来了，说我的录取通知到了。这人是农场的同事顾宝莲。那天正好黄浦江底电缆中断，农场里无法打长途通知我，就叫顶替回沪的小顾到上海再打传呼给我。第二天我就和父亲一道回农场取通知、迁户口、搬行李。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就会记起仁济里，记起仁济里隔壁的“肇庆源”，甚至那些排骨和春卷。

    仁济里早已没有，斯文里也快没有了。那些承载我们记忆的东西迟早会随风飘去。趁现在有兴趣写，且还有人看，就写一点。等到没兴趣写了，也没人看了，就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