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今的人们来讲，上海市新风中学，绝对是一个陌生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概念。但对于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人包括我，却是一段魂牵梦绕的记忆。只是因为它的校舍被修建南北高架路所湮没，我们的记忆就此失去了依托。而没有依托的记忆往往缺乏实在性。网上也找不到有关新风中学的片言只语，唯一与新风有关的照片是某地方志上解放军占领新成区警察局的黑白照片。因为新风的校舍就是位于后来的成都北路360号的这个警察局，再早一点它是英租界的巡捕房。我们在校时，楼下还是一排监舍，甚至还被用来关过抓进来的流氓。

    最近找到一本“文革”前出版、1978年再版的连环画《战上海》，里面有一幅新成区警察局的纪实绘画。我原想花时间临摹一下，把其中的解放军押解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情形去掉。后来一想觉得还是原汁原味呈现较好。毕竟新风中学校舍的消失也已二十多年了，同样也成了一段往事。画面的左侧大楼就是后来新风中学的校舍和教学楼（当然有一部分属静安交警）。右侧是当年新成大楼（“文革”中改称红卫大楼）的一角，而今这栋褚黄色的楼房还矗立着，并可在南北高架上清晰看到。整个画面中的街景，与我们在校时看到的别无二致。

    我们是75届，1972年至1976年初在这里读书。而今所有同学都已年过五旬，多年没有联系。大多数人不会网络，甚至连短信都不会。2000年左右，7班的史伟民炒期货成功以后，试图在校友网发帖寻找昔日同学，结果据说无人响应，最后还是通过传统方式才找到了一些本班同学。我自然更找不到了，因为我的班级是个乱班，乱班缺少读书氛围，更何谈能接受网络等新事物了。只是最近“校外梧桐树”的出现，联系上了年级中的个别佼佼者，甚至还联络上了费锡如老师，又想起了尘垢往事。

    这是一个看上去阴森的校舍，如果没有校外那些法国梧桐的陪伴，它是缺乏活力的，甚至我们还不能完全在操场上完成早操，而要站到校门外的成都北路上。我做早操的位置，大体在现今沪嘉线终点站的地方。

    我不知道如此坚固的校舍是如何被拆除的，也许是爆破吧，别的我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1993年的时候，我因公经过那里，校舍已经是南北高架（当时叫成都路高架）的动迁组办公室。我大着胆子走了进去，从一楼一直走到五楼，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一次告别之旅。

    尽管校舍不在了，但其中发生的一切却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抹去，除非我离开这个世界。

    傅腾龙从干校回来分配到这里教美术、搞文艺小分队。因为我也喜欢画画，就比较熟了。平时他穿着军便装，一如当年“革命文艺战士”的装束。1973年春天几天不见的傅戴着黑纱出现在早操现场，一打听才知道是他著名魔术家的父亲去世了。他的办公室在3楼东侧，和同是文艺老师的经宝恕相向而坐，结果在老大不小时成就了一段姻缘，为傅家传人——傅琰东的出世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费锡如住在校舍三楼的两人宿舍里。他是复旦中文系高材生，却因毕业时分配权掌握在另一派学生手里，造成了夫妻分居两地。1973年，那些分配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另一派”同学为了向费“示好”，前来约稿，费勉强写了一篇类似鲁迅杂文样式的短文，但变成铅字清样后又被费压下了，明显表示了一种不屑。“文革”后，学校无力将其妻和两个女儿三人调入上海，费为了家庭团聚，不得不去了绍兴。经过多年打拼，成为绍兴最为著名的“一中”校长。

    我的老师谢绳甫是从光明中学调来的，但也就在这里待了十年左右，便于1980年2月19日匆匆离去。那年2月初学期结束，几个小我们几届的女生看着他黄昏时佝偻着身子离开学校，往南消失在寒冷的暮色中，也许他从有“二大”会址的辅德里穿过，来到了福明村他的家里（延安中路424弄44号2楼，现已成为延中绿地一部分），十多天后他在这里闭上了眼睛，我和他家里人送他的遗体从这里抬出来。再过十几天，谢老师班级的两位小女生把从抽屉里整理出的我的两本作文本和几本复旦大学学生会编辑的《大学生》杂志送到我的家里。这是几个月前我送去了，其中两本作文本是我大学一年级上半学期写作课用的，所有作文全优，谢老师特地关照要看看，于是我就送去了。30多年，几经颠沛，这些东西散失了，但我相信物质不灭。也许有那么一天它们会重新呈现在我眼前。

    算是一种补遗吧！再多写读者该有意见了。下午要去见费锡如，想必又会发掘出些许新的故事。众多的故事串联起来，就成了历史。我们就是成就历史的那些故事或故事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