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伪书的种类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古今伪书按其性质分为十类，大体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１、全部伪

又分几种类型：有的是根本就没有的书，比如《神农本草》托名于神农，《黄帝内经》托名于黄帝，《周礼》托名于周公，等等；有的是书本身是否果真曾经存在都很成问题，如《三坟》见于《左传》，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没有人引用过，这是一种最低级的作伪，很容易戳穿；有的是本有其书，但久已亡佚，而后人利用原名伪造，如《孔子家语》见于《汉书·艺文志》，后来没有传本，到魏晋时又突然出现，这是伪书中最常见的情况，而且也最难辨别；有的是原书就是伪书，但书已亡，后人又重新伪造，这种情况尤其多见于子书。如列御寇名见于《庄子》，是道家的前辈，《汉书·艺文志》有《列子》一书，已是战国末年或西汉初年人的伪作，但已亡佚，今所见之《列子》又出晋人作伪。

2、部分伪

分两种情况，一是真书中有伪文，如《论语》、《韩非子》、《史记》等经典名著，都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极为常见，极难辨别；二是伪书中有真文，如《今本竹书纪年》，出于明人伪造，但是也搜辑了部分《竹书纪年》的真文在内。

3、内容不伪而书名伪或作者伪

如《管子》、《商君书》，均是先秦古书，但不是管仲、商鞅所作，书名、作者皆不符。这类书也较多，不太容易辨别。

在上述三种情况之外，还可以加上一种：

4、版本伪

前人虽没有说过，但是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且会对学术研究的结论产生影响。现在发现主要出现在宋元明建阳书坊刻本。如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中，有若干种书名中有“大都新刊”、“大都新编”、“古杭新刊”、“古杭新刊的本”，导致有人误以为是杭州刻本；明成化说唱词话因其中有一处提到“北京新刊”，于是也被误当作刻于北京，此词话中有《白兔记》一种属南戏，本流行于南方，如果认为该书刻于北京，就可以当作早在明代中期以前南戏就已流行于北方的佐证。另一种情况是伪造旧本，如以明本冒充宋本，也与书有关，如果误以为真，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研究结论，比如用作校勘。

五、辨伪方法

前已讲过，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已归纳为“辨伪八法”，很受后人推重。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讲法分为六条，《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搜集与鉴别》中总结为“十二条公例”；在《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中更扩展为三十二条。此外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又归纳为二十条。基本内容大同小异，比较之下，梁启超的十二条已经概括的较为全面，道理也讲得比较透彻，这里大体根据这十二条来讲。

1、前代无著录

梁氏说：“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

古书一般都流传有绪，有名的著作，在历代史志或书目中一般都会著录。如果突然冒出一部书，从来无人见过，从来没有流传，也不见于任何书目著录；或虽前代曾有其书，但久佚，如今出现之本与前人记载的情况大为不同，就非常可疑。如先秦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唐以前古书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就很靠不住。梁氏举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于《左传》，《晋乘》、《楚梼杌》之名，虽见于《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诸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我省前几年出现的《乐经》，也属这种情况。

2、前代有著录但久佚

梁氏说：“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

举例为说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

又如《隋志》明言“《鲁诗》亡”，而明末忽然出现《申培诗说》，当然也是伪书，出于当时丰坊伪撰。

我省前些年出现的《孙子》八十一篇，某种程度也应是这种情况。

3、今本来历不明

梁氏说：“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例如汉河内女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

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列子》著者原题列御寇，是道家的前辈。但此书是伪书，是否出张湛伪撰，尚无可靠证据，但出魏晋时则无疑。）

4、题某人旧撰不确

“其书流传之绪，从其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以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极少，殆可断言也。

5、今本与前人引真书原本不符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今本必伪。”

是指已经亡佚的古书。此书前人曾有引用，可以用引用之文与今传本对照。例如《《晋书》束晳传、王接传、挚虞传均提到《竹书纪年》中有“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事，在当时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而《今本竹书纪年》无之，可知今本并不是当时出土之本。又如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学，《史记》里对《尚书》的解释，皆用孔氏的说法，而东晋出现《古文尚书》伪孔传，文字和释义都与《史记》的记载不同，所以不会是孔安国作。

 

6、书中记事在著者身后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书中提到的事实和文句，只可能是后人提到前代或引用前人，而绝不可能前人提到后代或引用后人，这是常理。如果情况相反，当然就有问题。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促、商鞅撰；然两书各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有一部分羼乱也。

例如《史记》中记载元帝、成帝时事，距武帝时有六七十年，司马迁如何长寿，也绝不会活到此时，所以可知今本《史记》有一部分为后人窜乱。又如《礼记·月令》，儒家说是周公所作，但其中出现“太尉”官名，可知不会早于秦代。

 

7、有部分伪则全书须慎重对待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其书全体须慎加鉴别。

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义，然迁《自序》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能安敢保必无窜乱耶？

8、书中记事与事实相反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下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9、两书矛盾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条，都是根据具休的反证加以鉴别。

还可以根据抽象的反证作为依据。

10、文体及文句

“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则能断其伪者。”

文体各个时代不同，多读古书自能体会，一望可知。这种辨别，虽然不是精细的考证，但也不容易出错。

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岀》，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今文二十八篇佶屈聱牙，而古文二十五篇却文从字顺，多用偶句，是晋人行文风格，而汉代以前绝没有这种文体。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物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翻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再如《黄帝内经·素问》，有长篇大论讲医理，而在春秋之前，没有这种文体，如《论语》、《老子》，语言都很简练，所以此书应是战国末或西汉初年的作品。

11、社会发展

“各时代之社会状况，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其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虽今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之士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是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时人伪托，非武断也。

12、思想渊源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就是说各时代自有各时代的思想，只要熟悉学术发展自能看出，如时代不合当然可疑。如《素问》、《灵枢经》题黄帝名，但其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今本《管子》传是春秋初年管仲所作，但其中有驳斥“兼爱”、“寝兵”之说，而“兼爱”、“寝兵”，出于战国墨翟、宋钘，见《墨子·兼爱》、《荀子·非十二子》，所以《管子》绝不可能是管仲所作。又如《列子》相传出于列御寇，是比庄子还早的道家前辈，可是书中用“西方之圣人”比喻佛祖，当然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作品。

除此十二条外，还有可以从伪书作伪的依据上辨别，清代考据学发展而极盛，这是学者辨伪书常用的方法。

作伪者完全凭空杜撰很困难，而且既然假托古人名人，当然也会尽量依据该人现有的材料以取信于人。虽然东拼西凑，尽力掩饰，但很难不露痕迹，总要露出马脚。如《伪古文尚书·虞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阎若璩辨其伪，指出前二句出自《荀子·解蔽》引《道经》，后一句出自《论语·尧曰》，作伪者拼凑起来，成为所谓“十六字心传”，其实意思并不连属。又如《毛诗序》，抄袭《礼记·乐记》和《论语》，但文义支离破碎，完全不通。

对于古书版本辨伪，同样也可以通过一些原则方法予以解决。

杜泽逊先生主要根据《四库提要》中涉及到的辨伪书，归纳为二十条，代表清代中期乾嘉学者辨伪的成就，同样很有道理。

总言之，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伪书辨析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六、伪书的价值及利用

最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前人的辨伪成果，如《古今伪书考补正》、《伪书通考》、《中国伪书综考》等汇集前代学者伪辨书成果的著作，应当经常翻翻，在利用文献古籍时，特别是伪书产生较多较集中时期的东西，应当提高警觉。凡是已经被前人辨明的伪书，特别是一些大公案，则不能再犯错误，如《伪古文尚书》，时至今日，仍有人作为商周史的史料使用，这种错误一定要避免。

但也并不是说伪书就毫无价值，杜泽逊从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语言价值、思想价值和其他价值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可以参看。

伪书主要是著者及时代不合。如果经前人辨明的伪书，已明确知道其产生时代甚至作者，还可区分不同类型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如仅是书名伪或作者伪，在时代确定的前提下，一般说并不影响使用，如《管子》、《商君书》，均是先秦古书，虽不是管仲、商鞅撰，但作为先秦稷下学派、战国后期法家的著作，仍有价值，《黄帝内经素问》当然不是黄帝所作，一般认为是成书于战国至秦汉间，反映的是这一时期的医学观念和成就。

即使全伪之书，不能当作伪托时代的史料，但只要时代已经考订清楚，仍可以作为产生出现时代的资料，如《列子》，已经知道不是先秦之书，而是出于魏晋人伪托，一般认为出于为之作注的晋人张湛，当然不能作为先秦道家的东西，但是能够反映魏晋人的思想观念，仍有其价值。部分伪之书，需对伪的部分区别看待，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不加区分囫囵吞枣，不问青红皂白拿来便用。

总之，对前人的辨伪成果，要心中有数，使用时态度一定要慎重，如无把握，对前人提出疑问的书宁可不用，除非个人有深入研究，能够否定前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