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计划生育问题答《香港商报》驻京记者张丽娟问

             【2015年11月11日】

一，   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利与弊

1，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前的讨论其实也涉及到了421家庭结构问题、以及人口质量问题，但最终还是出台了一孩政策。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杨晓升：之所以最终确定一孩政策，大概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上当时的中国人口膨胀过快，政府最高决策层急于控制人口采取了急刹车；二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基本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人均资源的拥有率成为政府高层决策时最主要的参照系，忽视了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仅仅将人片面地看成消耗资源的主体与负累。实际上这是极片面的，非科学和缺乏远见的。

2，    现在回头看，这一政策是否矫枉过正？如果不实行这一政策会是什么状况？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也一样能控制人口，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您的书中列举了很多失独家庭案例，令人感触颇深。从两次人口快速增长到计划生育弊端显现，从中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教训？

杨晓升：回头看，一孩政策确实是矫枉过正，因为这一政策最大弊端是忽视独生子女在漫长成长过程巨大的生命风险。

不过，我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也一样能控制人口”这一说法，我认为计划生育的大方向没错，关系是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比如相比于一孩政策，二孩政策是否更加合理并且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从两次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弊端的显现，可以明显地看出非理性非科学一直在左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政策的短视和短期行为，忽左忽右走极端，结果贻害无穷。

3，  这么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有哪些利或弊？比如对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家庭结构、育儿环境、社会影响、减贫问题等都有哪些好与不好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杨晓升：这么多年计划生育的利，主要体现在宏观上对中国人口急剧膨胀的控制，直接减少了全国人口的大幅度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偏僻贫穷的农村，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的恶性循环，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一定程度提升了人口的质量，因为由于少生，大家都更加注重优生以及对子女的培养。但对于每个具体家庭而言，一孩政策导致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的扭曲，比如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孤独成长，心理和性格大都没有多孩家庭的孩子健康，自身成长和未来赡养老人的风险也在相应加大。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也直接导致社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老龄社会也迅速加剧。百万失独家庭的出现以及迄今每年七至八万新失独家庭的出现和增长，更是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重大社会隐患。所以单就一孩政策来看，这一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弊远大于利。

二，   放开二孩政策的衡量

1，    五中全会提出放开普遍二孩政策，同时也有一句话“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您怎么理解？

杨晓升：我个人觉得中国计划生育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关键要看怎么“计划”，并非一胎才是计划生育，二胎甚至三胎也是计划生育啊。但既然是计划，就不能任凭每对适龄夫妇都没完没了地生育，否则又会重蹈过去人口急剧膨胀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同中国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计划生育的具体措施必须是更加科学、适度、符合客观实际和大多数民众意愿和利益的。

2，      二胎政策的放开，就目前各方反应，想真正要二胎的并不很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不想要二胎的原因好像也很复杂，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已经像西方发达国家或日本等，进入了根本不想生或生育意愿非常低的阶段？是否政策不仅要放开二胎还应该鼓励二胎？

杨晓升：中共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二胎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放开，但因为实际时间未到，二胎政策迄今还未正式落地，不少适龄夫妇还在观望或犹豫，生与不生的最终确定自然有个时间过程。但即使政策落地，我相信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适龄夫妇不生第二胎，最主要原因是再生一胎的时间、精力成本和经济成本，尤其是年龄偏大的70后夫妇，他们大都是单位骨干和社会中坚力量，工作忙，压力大，自己的父母也都已年迈需要照顾，家中有老有少的，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养育一个孩子呢？何况多养育一个孩子，就得请保姆，养育、教育、医疗和保健等方面的经济成本更是巨大，所以一些适龄夫妇不想生和不愿生就理所当然。如果放开二胎之后民众的实际生育意向仍然低下，或实际生育率仍然过低，我认为政府应当考虑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生育。

3， 有评论认为，实际上二胎政策放不放开，只是对公务员阶层有用。因为其他阶层想生的已经偷偷生了，政策实际无效。公务员因为体制职业所限，根本不敢生二胎。那么，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对公务员这一阶层最不公平？也是对80后一代的不公平？

杨晓升：独生子女政策过去执行的35年，由于政策的严苛和强大国家体制的束缚，确实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国家正式职工（不仅仅是公务员，还包括事业单位、国企和军队等职工）的生育，但实际生活中，人数更加庞大的农民、个体工商业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不存在怕被单位开除公职的问题，偷生超生的情况也就不在少数，他们宁可挨罚或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在所不辞。这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过去的一胎政策最大程度地违反了广大民众的生育意愿，是非科学和非人性的。

4，您怎么看最近湖南省卫计委叫停之前出台的二胎政策？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帅才　央秀达珍　陶一萍）湖南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３日称，湖南省卫计委已经收到国家卫计委的相关通知，之前湖南省卫计委做出“即日起，不符合湖南省现行生育政策的夫妇已经怀孕第二个子女的将不作处理”的决定，已经暂停执行。

     １０月３０日，湖南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湖南有３７５万对夫妇符合新政，其中约６０％的妇女在３５岁以上，并称“当日起，不符合湖南省现行生育政策的夫妇已经怀孕第二个子女的将不作处理。”消息在媒体播发后，引发高度关注与社会热议。

    １日，国家卫计委指导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必须依法启动实施，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配套的法规规定也要相应修订。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之日，就是“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之时。之前，各地各部门都必须认真执行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维护良好的生育秩序，不得自行其是。

    湖南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一定会按照国家要求，有序、稳妥地推进全面两孩政策。湖南省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需经过相应法律程序，实施时间以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时间为准。）

杨晓升：二胎政策刚刚宣布放开，有些适龄夫妇迫不及待想生育，心情可以理解。但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希望适龄夫妇依法依规生育，这也可以理解。我个人觉得，从一胎过度到二胎政策的转变，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政府在管理上可以更加人性化一些。比如对于一些急于生育的高龄夫妇，因为感觉到年龄不饶人，二胎政策的实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尽快怀孕生育第二个孩子，只要生育时间是在2016年1月之后，政府就应该网开一面允许其生育，相关的手续如确实需要，逐渐补办也是可以的。政府不是提倡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吗？放开二胎之后更应该如此。

三，       关于您

1，          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列举了很多详细的采访案例，请问您开始关注计划生育政策或者失独家庭源于何时出于何因？

杨晓升：我对“失独”这个问题的关注，至少从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十五年前我还是个记者。记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并反映社会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重视、帮助问题的不断解决，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前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编辑，一直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另一方面，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是促使我对此问题关注的重要条件。我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我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或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目，胸中无限温柔地涌动着喜爱之情。

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的状态，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整个状态大家都很满意。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电视屏幕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幸福的三口之家，那种温馨让人如沐春风。但是，搞文学的人似乎有一种通病，喜欢想象，或者说胡思乱想，我常常想，这种幸福生活一旦被打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事实上，我这种联想绝非空穴来风。当我接二连三地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消息时，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痛楚与同情，进而产生强烈的生命危机意识。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关注这个群体。

2，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杨晓升：这么说吧，对每个失独家庭的采访，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在悲伤、抑郁乃至绝望的氛围中度过的。俗话说往事不堪回首，尤其是悲伤的事。但每次采访，受访者却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旧事重提，泪水不停地伴随着他们的讲述，

    那种痛不欲生的悲伤与绝望让我时常不由自主责备自己的残酷，但使命感却让我欲罢不能。无论是受访者还是我自己，都是带着使命感进行着这项残酷工作的，因为受访者也希望得到社会尤其是政府的同情与关爱，他们愿意以自身的遭遇唤起社会尤其是政府对失独家庭的重视。说到失独父母的精神状态，从我采访的多数家庭观察，用痛不欲生、万念俱灰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正因如此，也更坚定我完成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意志与信心。我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更多地关心、关爱失独家庭，因为关爱他们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香港商报》2015年12月3日选载】

【附录】

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拷问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