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和王进财被抓，断了我的关系线，我也无法回复黄老板，因为无法同他确定他来北京的时间。我想等再过两天，待高兴和王进财从公安局放出来了，或者何时放出来能有准讯，我再与黄老板联系。不想黄老板却迫不及待，第二天我刚上班，他就将电话打到办公室来。没等他开口，我主动说：“黄老板，实在抱歉，那两位帮助联系证监会的朋友都出差去新疆了，最早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回来。我不敢告诉黄老板真相，而且采用了缓兵之计。毕竟高兴和王进财的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他们俩只是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事情到底严不严重？他俩何时能够释放回家？这一切都还是一团迷雾。

黄老板听了我的话，多少有些扫兴，他在电话的那头喃喃说：“那……只好等他们回来再说了。”我说：“是啊，没别的办法，咱们只能等他俩回来再说。”黄老板听后欲言又止，似乎多少心有不甘，犹豫了一会才说“好吧”，然后把电话挂了。

等待高兴和王进财消息的日子，在焦灼中一天天流逝。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利用中午或下班时间去看望 高教授夫妇，安慰开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买米买油，换煤气罐换桶装矿泉水，陪他们夫妇俩到医院挂号看病等等，毕竟他们俩只有高兴这么一个孩子。如今高兴出了事，我作为高教授的得意门生，自然是责无旁贷。所以，那些天除了工作，我是自家和高教授家两头跑，累得晚上一上床就像一滩烂泥。

时间一晃又过去一周，高兴和王进财终于有了消息，但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高兴和王进财因涉嫌一桩金额三百余万元的诈骗案，被拘留并将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意味着，他们将至少被判刑几年或十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等待他俩联系中国证监会张处长和李处长与黄老板见面的事，至此也已化为泡影。

这个坏消息，还是我费尽周折，通过朋友的朋友三托四托，转了好几个弯才从市公安局打听到的。我不敢将这个真实消息告诉高教授夫妇，也不敢告诉黄老板。不敢告诉高教授夫妇是担心他老俩口承受不了这个巨大打击。而不敢告诉黄老板，则是我心有不甘。既然高兴和王进财已经不能指望，我为何不试着直接找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已经见过面的处长呢？由于中间人高兴和王进财已经意外折戟沙场，我直接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已经不算违反商界规矩吧？

主意已定，我开始想方设法联系张处长和李处长。可是我没有他俩的电话，甚至说不清他俩叫什么名字。当初花那么多钱请他俩吃饭，见面给他们毕恭毕敬递上名片时，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回赠我名片啊，可他们却无动于衷。如果不是高兴和王进财在场，而我又担心再次违反商界规矩越过中间人惹高兴和王进财不高兴，我是多么想直接找张处长和要处长索要名片呀。然而，就是因了商界的规矩，我索要对方的名片也竟也成了奢望。

不知道两位处长名字，也没有他们电话，我只能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中国证监会总机。总机号码很快查到了。电话打过去，女接线员问我找谁，我说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我他们是哪个处室的，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叫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这两位处长叫什么名字，我说对不起我只知道他们的姓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她说那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转电话。我心急如焚，生怕她挂了电话，就苦口婆心央求对方：“哎呀同志啊求求您了，我有急事找他们，您能不能帮助我查一下哪个处室有姓张的处长和姓李的处长啊？”对方说：“你有啥急事？”“我……我……”我急中生智，谎称我是从浙江前来送我们公司股票申报上市材料的，而且是事先同张处长和李处长约好了的，只是来北京的路上我不小心将他俩的名片弄丢了。听我这么一说，女接线员说那你等等吧，我帮助你转到发行监管部。我连连道谢。电话很快接通，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和李处长。一个嗡声嗡气的男声说：“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张处长李处长啊！”我愣了一下，问：“那有姓张和姓李的同志吗？”对方说：“没有。”说着将电话挂了。我急得百爪抓心，欲言又止，心存不甘。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接电话一听是刚才那位女接线员，我就讨好地说：“同志您行行好，刚才发行监管部那边说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您能不能给转到有姓张或姓李的处长的部室？”谢天谢地，女接线员一听，没有反对。她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查一下。少顷，她又接通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她说我就是，你是哪儿？我一听傻了，怎么是个女的呀？我赶紧说对不起，我找姓张的男处长。她说我们这儿没有姓张的男处长呀？我说对不起，那有姓李的处长吗？她说有位副处长姓李，但也是个女的，你要找她？我说呵呵不是，我要找的是男姓的李处长。她说你到底是哪儿，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来浙江来送股票申报上市资料的，她说那应该送发行监管部啊。我说联系过了，他们那儿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你们证监会哪个部室还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吗？是他们让我来送资料的，可我不慎将他们的名片弄丢了。她想了一下说，我们这儿只有机构监管部有一位姓张的男姓处长，但没有姓李的男处长。我说谢谢，那我打电话到机构监管部吧。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电话，请那位我已经熟悉声音的女接线员将电话转到机构监管部的张处长，通话很快接通。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他说你是哪儿？我说我是浙江荷花集团来联系股票上市申报事宜的，他说股票上市的事不归我们负责，你找发行监管部吧。我说不是，是一位姓张的处长事先让我与他联系的，您就是张处长吧？他说我就是，可我并不认识你，更没有与你联系过什么股票上市申报的事啊？说完，他“啪“的一声，将电话挂了。我仍然心存不甘，再一次打通中国证监会的总机，接电话依然是那位声音熟悉的女接线员。但这一次她也不耐烦了，刚听到我的声音就没好气说：“你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你要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你先自己先弄清楚找谁再说吧！”不由我分说，她就将电话挂了。

忙了半天，我所有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不仅如此，办公室的同事又挤眉弄眼地嘲笑我，同室的崔德强更是冷嘲热讽，他冲我挤着眼说怎么样胡博士，股票上市要发了财可别忘记请大伙嘬一顿啊。 此时的我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连理会的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