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何去何从？

                                                  《新华书目报》记者：王晓君

    我国的报告文学，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从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50年代《谁是最可爱的人》《人妖之间》到80年代的《哥德巴赫的猜想》《五一九长镜头》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也和诗歌小说一样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危机。不久前，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创作的《三牛风波》，给沉寂了许久的报告文学市场带来一股新的“风波”。该书通过解剖“三牛风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党的干部为国家和民族做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的精神。去年，由轻年评论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创作的《中国在梁庄》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该书记述了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在书中，作家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人生故事，他们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传达出了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等等。据了解，《北京文学》月刊每期至少都会刊登一部反映当下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问世后在社会以及学术圈中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是这些优秀的个体现象并不足矣改变报告文学整体衰退的局面。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如何定义报告文学的文体和范畴，如何谋求报告文学的新发展新繁荣？造成报告文学作家青黄不接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哪里？报告文学作家究竟应该担负怎样的历史使命？报告文学怎样走出目前这个低谷，如何打造报告文学更广阔的创作发展空间？报告文学究竟该何去何从？带着这一系列的困惑和迷茫，本报记者采访了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以出版纪实文学为主的华文出版社副社长，文学博士李红强，著名轻年评论家，作家梁鸿，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来分析报告文学的“病情”，一起探求报告文学的何去何从问题，力求给报告文学未来的发展一个可行的空间。

    1、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或被称为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叙事文本等，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些文本的名称既模糊了报告文学的概念同时也拓宽了报告文学文本上创作的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您认为，该如何定义报告文学？

    杨晓升：无论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叙事文本或者别的什么标记出现，都离不开报告和文学。既然是报告，那这种文体所描写的内容就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内容及其本质的真实是此种文体最根本的生命力。同时，此种文体必须具有文学性，是用除虚构之外的一切文学手段对所报告的对象进行生动的文学描述。我个人以为，以除虚构之外的一切文学手段报道客观世界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可统称为报告文学。从广义上讲，以报告文学统称此类文体，更为可取。

    2、报告文学作家青黄不接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许多记者和编辑都涌入到报告文学创作这个队伍当中。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学艺术水平？

    杨晓升：自有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报告文学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记者中产生的，道理显而易见，因为报告文学首先要立足于真实的报告，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这与记者所从事的新闻的真实一脉相承。具有文学素养的记者对写作报告文学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常年奔波在采访一线，与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对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而且长期的职业训练培养了他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所以相比于习惯“关起门来”虚构写作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报告文学作家更容易从记者中产生。我以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思想，善良正直的品质，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3、造成报告文学目前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阻碍他繁荣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晓升：究其原因，首先是相比于写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写作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太苦太累，投入大获益少，可以说得不偿失，入不敷出，吃力不讨好。采访、整理材料、写作要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发表报告文学的阵地和获取的稿费却不多。何况，批判性的报告文学还要冒着吃官司等其他风险。阻碍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的繁荣，最大问题是作者投入大收益少，而且还带有风险，发表也不容易。纵观目前全国数百家文学刊物，发表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的杂志寥寥无几，所以每期都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北京文学》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新重镇”，其实《北京文学》每期发表的报告文学也就一两篇，相比小说所占比例少得多。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指那些有新鲜感，可读性、文学性、思想性、时代性和现实性，同时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

    4、出版社、期刊、作家这三方面在报告文学当下这种危机中分别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变这种状态？

    杨晓升：如果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纯属于市场行为，那么要改变现状相对较难。在我看来，要振兴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首先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出版社、期刊和作家都要有社会担当，要从公益的角度、文化的使命、社会的道义上承担起自己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文化主管部门要从政策的保护和资金的投入上，出台有利报告文学创作与繁荣的相应政策，鼓励并引导报告文学的创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报告文学的繁荣。

    5、人们习惯性于把报告文学和主旋律联系起来，这大大的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一部书的优劣，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衡量一部报告文学的优劣除了读者之外，还有哪些必须的条件？

    杨晓升：应该说，人们习惯于将主旋律与歌功颂德联系起来。其实，无论歌颂还是批判，只要是真正有感染力的报告文学作品，谁都会有兴趣。关键是，你所描写的对象是否新鲜而且真实？是否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是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震撼力与感染力？谁能否认一部感人至深、歌颂真善美的报告文学会没有读者？相反，一部批判现实的作品，如果缺乏真实性与可读性，平淡无奇，同样不会吸引读者。

    6、近十年来，有哪些报告文学作品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杨晓升：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曲兰的《老年悲歌》，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蒋巍的《你代表谁》，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刘元举、康锦达的《人民代表冯有为》、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生活记忆》等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现实性、时代性和普遍的典型意义，同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震撼力与感染力。

    7、随着新兴媒介的崛起，报告文学也出现了一些新载体、新样式，譬如与电视相结合的电视报告文学，借助录音摄像设备创生出来的视频报告文学，与照片图像结合的摄影报告文学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以及他未来的发展前景？对此，您还有什么设想和建议？

    杨晓升：新兴媒介的出现有助于报告文学作品更广泛的传播，图像的结合也进一步增强了报告文学作品的直观效果和感染力。我相信，随着新兴媒介的迅猛发展，报告文学新形式的传播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建议文化主管部门加强科学有序的引导与鼓励，同时也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最大限度地保护报告文学作家的著作权，维护报告文学作家的合法权益与利益，从而鼓励并促进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繁荣。

        [原载《新华书目报》2012年8月13日，全部内容详见 http://a.xhsmb.com/html/2012-08/13/content_466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