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怪杰——李贽传》选段 ：

万里赴滇南

50 岁的李贽（万历四年）终于当上了云南姚安府的太守。次年赴任。

李贽一直视耿定理为至交。耿定理去世早，他有诗哭之：“白门（南京）追随后，万里赴滇南。”到云南赴任途中，他先去湖北黄安看了耿定理，并结识其兄耿定向，李贽记下了这件事：

“丁丑（万历五年）入滇，道经团风（镇名，在黄安城北），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倥（耿定理），并睹天台（耿定向），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倥见余萧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因与约曰：‘待我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楚倥牢记吾言，教戒纯夫学道甚紧。吾女吾婿，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台之恩乎？”（李贽《耿楚倥传》）

这段文字传递了几个信息：李贽原有“弃官留住”的意思，被耿定理劝住了；李贽说等拿到正四品的禄俸后就退隐黄安，与耿定理切磋学问“同登斯岸”；所以，李贽把女儿女婿留在了耿家等待；无论耿定理、耿定向对李贽的女儿女婿都视同己出，十分关照。

离开耿家，行行重行行，途经贵阳龙里驿，李贽又去见了罗近溪（汝芳）。

李贽到云南来了，且看他是如何出任姚安府的父母官的。

李贽在姚安留有楹联两副：

其一：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其二：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长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第一联，李贽说，姚安和故乡温陵一样，疮痍满目，故乡遭遇倭乱，姚安呢？数年前，即万历元年，姚安彝族首领罗思叛乱，巡抚邹应龙、总兵官沐昌勘乱，叛始平（《明史·沐英传》），兵事之后，总要关心万家疾苦，使之休养生息，抚平创伤——这是李贽治民的总方针。

第二联，李贽说，处理政务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学陶侃、潘岳，运运甓、栽栽花，活动活动筋骨。我做官，不贪不捞，别无长物，相伴的只有一庭明月，两袖清风——这是李贽做官的大格调。

所谓“赋诗言志”吧，知行合一，李贽大体上也是这样做的。

虽然李贽曾向耿定理吐露过“弃官留住”的想法，欲与超然于功名之外的耿定理“同登斯岸”，但已赴任姚安，就既来之，则安之，借用他的一位朋友黄克晦赠诗所说的是，“学道日已深，政化今在兹”（《闻李比部宏甫（父）出守姚安寄诗以别》）。

李贽到姚安第一件事就是“讲学”。

在“徘徊郎署间”的后期，李贽就“谈锋始发”，“贽出守郡，讲学如为郎时”（陈汝奇《甘露完短书·李卓吾》），他把这风气带到了姚安任上。李贽的顶头上司云南布政使右参议并巡洱海道的骆问礼写道：“及来守，每政暇，集师生僚属及诸执事，无问贤愚，与之论学”（骆问礼《万一楼集·新学忠臣序》）。当时，执政的张居正就厌恶聚会讲学，担心闹事，李贽的讲学颇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其讲学的内容不外王阳明新学。偏偏骆问礼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这就与李贽“薰莸之不同器”（骆问礼《万一楼集·复许敬庵》）。骆专门编了一本《新学忠臣》的教材来宣扬程朱理学。由于骆的干扰加上李贽突然生病，坚持了数月的讲学活动便停止了。

李贽到姚安第二件事就是“学佛”。

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从南京到滇南的姚安，年逾五十，身素羸弱的李贽难免水土不服，因此得了一场病，他后来回忆：“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朋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据许建平先生考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就遭遇在姚安任上。

引李贽进佛学的是徐用检：“先生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明儒学案·徐用检传》）。那时李贽 40 岁。在姚安的一场病，差点把老命都弄丢了，李贽就更用心学佛。万历六年（李贽 52 岁），姚安土司高奣映《鸡足山志》载：“（李贽）先生遂得留鸡足数月……寓大觉寺，与小月禅人论净土法门，遂作《念佛答问》，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皆于二观楼所成者……宪副章尔佩题其楼曰：李卓吾先生谈禅楼。”鸡足山是滇西的佛教名山，因状似鸡足而得名。

鸡足山归来，李贽习佛禅更沉溺，他甚至在佛寺中处理政务，“每至伽蓝（寺庙），判了公事，坐堂上，或寘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袁中道《李温陵传》）。这在官场中，真让人大跌眼镜，可李贽却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李贽第二次入鸡足山是万历八年（1580 年），他想辞官，三月份开始，先是闭门不理事，又走鸡足山阅读《藏经》，遂于七月初离任。前后两次在鸡足，大概不少于五六个月。

李贽之痴迷佛禅，究其因为二：其一，将佛理融入其施政实践中，与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政”糅合混渗一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二，悟透性命之学，践行与耿定理的承诺，“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求道而与之“同登斯岸”。

李贽到姚安的第三件事就是“治民”。

后人吴虞先生在《明李卓吾别传》中谈到李贽的“治”：“为政举大体，一切尚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不贾（求）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隶夷酋，莫不向化……是时上官严苛吏民多不安，卓吾说：‘边方杂夷，法尽难轨。仕于此者，携家万里而来，动以过失狼狈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长，即为贤者，岂宜责备耶？’”换言之，李贽的“治”是宽松、宽厚。他的“粉丝”，同时代的祝世禄更对李贽十分崇拜：“此老在滇中，以禅理为吏治，神则神君，慈则慈母，诸凡举措，脱尽今世局面”（祝世禄《环碧斋尺牍·与游麻城》），誉李贽为“神君”、为“慈母”，这除了对其他民族“不易其俗”和对来自远方的下属官吏“不拂其能”之外，他也发“菩提心”，做了不少善事，如建火神寺、土主庙，使百姓“益增善念”；造涟水桥，“利行旅，通往来”等等。另外，他还广收门人弟子，有名士陶埏就游于门下，以后还追随李贽到湖北，自称“龙湖高足弟子”。陶埏最终成了名震滇中的思想家和书法家。

李贽在姚安三年，“大治”（《姚安县志》）。云南巡抚刘维很赏识他，当李贽辞官请准时，刘维说：“姚安守，贤者也。贤者去，吾不忍”（顾冲庵（养谦）《赠李先生致仕去滇序》）。只是后来李贽强辞，“入鸡足山阅《藏经》不出”，这位刘巡抚才“奇其人，疏令致仕（退休）归”（刘侗《帝京景物略·李卓吾墓》）。即使与李贽有过节的骆问礼也写信给同僚道：“卓吾兄洁守宏才，正宜晋用，而归志甚急。不孝（骆问礼自称）力挽……士类中有此（人），真是为顽儒者立一表率”（骆问礼《万一楼集·复杨复斋》）。李贽是得人心的，他离任时，“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姚安县志》），姚安的百姓想留住这位好太守。

在云南，李贽还结识了一位气味相投的朋友——苍洱才子李元阳。

李元阳，字中溪。他 29 岁中举。4 年后取为进士，先后任知县、户部主事、御史、知府等职。中年任知府后即告退休。李元阳对“王学”也颇欣赏，退休后即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姿态出现。这一切跟李贽很相似，遂成了朋友。李贽万历六年第一次入鸡足山返回任所，曾去大理感通寺拜访李元阳，两人“今夜应无寐，清谈演大乘”（李元阳《感通寺送卓吾李太守回任》），通宵讨论佛理。万历八年，李贽为辞官第二次入鸡足山阅读《藏经》前再访李元阳，李元阳写过一首诗赠李贽，题名《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诗曰：

姚安太守李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

僧话不妨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

八月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入海涛。

我欲从君闻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

这诗，不啻是对李贽的一个写真，也表达李元阳对李贽的一腔敬重。写诗之后，李元阳就在该年去世了。

姚安太守官居四品，李贽政声颇著，士民拥戴，上司（巡抚刘维）赏识，任满回京，定可再升，为什么李贽此时要挂冠致仕，弃官不做呢？解这个谜，说法很多，不一一枚举了，李贽自己讲的最靠谱：“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自己哑然失笑也。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朋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续焚书·圣教小引》），“是以决计归老名山，绝此俗念，眼不亲见，耳不闻人语，坐听鸟鸣，手持禅杖，以冷眼观众僧之睡梦，以闲身入炼魔之道场，如是而己”（李贽《续焚书·寄焦弱侯（竑）》）。——50 岁是李贽思想史上的一个界碑，以前种种是“业累”，以后种种是“祛业累”，追求“生死大学问”去了（佛学在这里起了大作用）。李贽这一转身，表明他的思想的一个大跌宕，大跌宕正是“万里赴滇南”之机完成的。

李贽为人也在变：由“严厉”而“宽厚”，由“性窄”而“宏阔”，厌“人为”而尚“自然”，厌繁琐而尚简易，过去“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现在主张“只可责己，不可责人”……儒是李贽的“发蒙”，中年之后他又接触王阳明的心学，出入佛老，“其为人汪洋停蓄，深博无涯矣，人莫得其端倪”（顾冲庵语），变得大度能容。那么，李贽童年的自信、倔强的性格是否被佛老销蚀了呢？非也。心学、佛老，从当时奉行的理学的角度看，就是一种异端。因为学问通达了，李贽童年时独秉的逆向思维益见光彩。

    《万里赴滇南》选自拙著《思想怪杰——李贽传》，此书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