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嘲笑”

    嘲笑，恐怕也是一道人生“风景”，记得有位名人（是林语堂吧）说过：“人生在世，有时笑笑别人，有时则被别人笑笑。”

    为什么要嘲笑？我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对新生事物的嘲笑；二、对不自量力者的嘲笑。前者的嘲笑是不智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后者的嘲笑不啻是个善意的提醒，“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郭沫若诗），牛皮不要吹大了。

    这样，对待嘲笑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不自量力者应该听劝作罢，譬如去研究永动机，去讨论一个针眼可以通过几个骆驼，去琢磨能否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伪问题，如果一味逞勇，不实事求是，必然“可怜无补费精神”。至于那些开拓创新者，这嘲笑虽然是种可怕的力量，它能使人放弃目标，回归平庸，但只要有依据，而非白日做梦，不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当然，面对着嘲笑带来巨大的压力，或变成金刚钻，或变成了粉末，关键在于自己，在真正的勇者面前，嘲笑是虚弱的，勇者最终能登陆胜利的彼岸。

空论太泛，实例证之。

     《晋书》记左思作《三都赋》，当时文坛高手陆机听说这件事，抚掌而笑，与其弟陆云道：“此间有伧父（乡巴佬）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缸耳”，嘲笑得无以复加。可左思不为所动，遂构思十年，门庭厕所，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书之。《三都赋》写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那位极尽讥刺之能事的陆机读后，“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词兴于隋唐，至宋，蔚为大观，但以婉约为正宗，然苏轼则在倚红偎翠的婉约之外另立新宗。苏轼要变创其体，有人嘲笑他是在“以文为诗”，苏轼却我行我素，他在密州作《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后写信与友人谈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词，令东州将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真壮观也。”（《东坡续集·与鲜于子骏》）“以诗为词”的苏轼开启豪放派，题材包容广阔，语言刚健挺拔，格调高亢雄肆，“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自此，在词的领域中婉约派豪放派，采繁竞丽，双峰并峙，两水对流。

无疑，左思、苏轼皆为勇者。

    《论语·宪问》曰：“勇者无惧”。勇者无惧，我想，即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吧。这样的人，嘲笑，断不能使之衰落而只能使之壮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