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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天空下
(2011-07-27 1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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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柏林天空下
文、摄影 郭子鹰
对旅行的奔波乐此不疲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带着他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出发的，他们希望在自己旅行的时候，世界会给他们带来惊喜，他们希望在另一处的天空下，世界会印证他们的想象与期待。
2005年，二战结束纪念日的当口，那时候我还是个记者，和同事一起去柏林报道纪念日的活动。我们看过柏林墙，看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过曾经被炸弹夷为平地的德累斯顿老城，也看过在轰炸中幸免的海德堡。
因为采访日程安排得异常充实，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赶11个采访地点，大家累得几乎脱了相。我的同事在柏林的地铁上居然形象全毁地呼呼大睡起来。冲下地铁的一瞬间，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没有坐过站，就听见我的同事用120分贝的高音惨叫起来，站台上的乘客和站务人员，像惊见恐怖分子一样，将目光齐刷刷投向我们。“天哪！完蛋了！我把相机落在车厢里了！”
我们的向导是位讲起柏林历史就激情四射的大姐，不过说到人情世故，倒也十分冷静客观且理智：“这种事情，多半只能随风去了，别抱太大希望，你们不会只有那一台相机对吧？”有是有的，光我就带着三台，不过，“那台相机是社里的公物啊！刚买的数码相机啊。”那时候数码相机还是有点儿稀罕的，我估计这小蹄子回去一准儿要挨骂并且被扣去奖金了。
“不是相机的问题啊，那里面有照片儿啊，我的查理检查站、我的柏林墙、我的帅哥、我的纳粹啊！”小蹄子果然是失心疯、神经错乱了，我当时真恨不得马上堵住她的嘴，好在，她错乱的时候说的，是汉语。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看了看手表，10:45。接下来还有四个采访目的地，今天行程还算不太满，工作狂本色，我们都是手表控，那时候我睡觉都不摘表的。
柏林地铁有种默然的表情，每个人都像钟表上的零件，运行平顺，各归其位。
我决定试试站务人员那间闪着金属冷光的小屋子。死马当斑马。
小个子站务人员老远就看见我走过来，其实打同事惊叫那一刻起，直到我们发傻想辙的几分钟里，我一直感到有双眼睛不远不近地在盯着这头。出乎我意料的是，小个子看到我走入他视线范围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大檐帽扣上他亮光光的秃顶。
“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忘在车厢里了？”
接下来是一大串问题，绝对细致，绝对有准备，绝对礼貌而隐含关切与同情，就好像我小姨妈被火车撞到了，而他是我大姨妈的儿子。
“请在那边的椅子上等。”他一边抄起电话，一边说。
等待是漫长的，特别是当我们飞到万里之遥的异国领土，语言经常被怀疑词不达意，日程像脱轨的列车被意外终止的时候。
当他再次叫我的名字，而且发音居然相当准确的时候，我第36次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去了35分钟半。
“请乘坐即将在4分钟内到达本站的地铁列车前往动物园火车站，其间不需要专车，在该站的乘务室有一位先生在等各位。他上身穿蓝色西服，大约45岁，能讲英文，手里拿黑色塑料袋。祝各位旅行愉快。”
说真的，我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喊哈利路亚。这个意外看来可以称作奇迹，但是，它真的发生了。
到了德文名字非常之长的动物园火车站（Zoologischer
Garten
他看到我们，就如同看到救世主一样，此时，距离小个子站务员打出第一个求助电话，已经过去了至少一个半小时。
“你们丢了相机？”
“是”
“我捡到了一部相机。”
谢天谢地。
“请问你们是在那一站丢的相机？”
“在哈克谢市场。”
他点点头，谢天谢地。我的手已经伸了过去。
“别忙。”他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表情严肃。
“请问你们的相机是什么型号？”
“索尼828”
“请问你们的相机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
“请问你们的相机今天拍过照片么？”
“拍过。”我开始有点儿不耐烦了，酸痛的双脚和背着硕大摄影包的肩膀开始找我的麻烦，血糖有点儿低潮，感觉空气不流通，口干舌燥，开始觉得车站里的噪音有点儿烦人，又有想看表的冲动。不过我忍住了，而且很惭愧，因为我看到他眼神坚定，而且他的状态应该跟我不相上下。我的女同事说话已经带着一丝羞愧的哭腔了。
“请问你们今天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什么？”
“威廉二世丘吉尔。”那姑娘其实想说“威廉二世教堂”。
“请问你们相机的出场编号是多少？”
姑娘崩溃了，我和柏林活雷锋都笑了。
“开玩笑的！给你们吧，祝你们旅行愉快！两位是来柏林度蜜月的吧？”
哈利路亚！德国人还真是不会开玩笑。幽默太黑色了！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女同事的大脑，终于在最后一分钟成功重启！
“你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是来采访的中国记者。为了表示感谢，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给您寄上一份小礼物，请问您想要什么？”面对这么正经八百，没有幽默细胞的德国人，我的女同事大概是觉得，最好还是正经一点儿，直接一点儿。
没想到，她一正经，他百倍于她地正经起来，完全没有推辞的意思。这位柏林活雷锋沉默地想了好几分钟。其间，我觉得全场的火车都停驶了。
“健康。我想要健康。”他直直地望向再次崩溃的我的女同事，又看了看我。眼睛没眨。
我们给柏林活雷锋拍了照片，我的同事问了他的姓名和地址，他相当腼腆地回答了她，还说谢谢，最后又说了一遍祝我们旅行愉快。为了让他打住别说“对不起把你们误认为夫妻。”之类的，我像狗熊一样笨拙地跟他拥抱了那么一下，然后他急匆匆走掉了。
我们饱经世故的导游大姐居然有点儿双眼泛红，激动地像一个怀春少女。她说：“从他的样子和口音上判断，他是来自前东德地区的，你们也看得出，他不富裕。”
后来我的女同事给他寄了小礼物。再后来，我们继续旅行。从此没了联系。很久以后，我在西班牙一座小城市的一家小旅馆啃着羊角面包的时候，看到当地一家小报上登着一则寻找相机失主的启示，居然用了相当奢侈的一小块版面，登出了相机里的一张留影，两个傻乎乎的东方男女，对着镜头摆出傻得冒泡的V字形手势，一看便知，是来度蜜月的夫妻。
在柏林，宁静碧蓝的天空下，我们找回了相机，但是不知道，柏林活雷锋，有没有得到健康，我想，一定会的吧。
迄今为止，我会说的唯一一句德语，仍然是：动物园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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