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来重视“男女之大防”，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加上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所以在古代社会，妇女的社会交往空间是相当受限制的，特别是宋元以来，更是如此。柳亚子先生于1940年代在回忆中写道：“在四十年以前，中国女子是很可怜的，不但男女没有交际可言，就是女子和女子，除了至亲宁戚以外，轻易也不能来往，因为是人言可畏呢。”

这是柳氏站在现代立场上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和观察，古今对比，这种差异是十分明显。在古代的伦理观念中，女性基本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大凡女子立身异于男子，有屈伏之道，无专制之义，正如阴之从阳，无敢得以擅成。” 缺乏独立自主的活动空间，即所谓“教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间而已”。古代社会对妇女交往空间的限制相当严格，尤其重视“男女之大防”。在当时的众多家训中，几乎都主张将妇女活动空间严格限制在“闺门”之内，要求女子年龄稍长，就不得与男子包括兄弟交往。比如清代绍兴顾氏的《家范》要求，“生女亦不可不教。年及七八岁，便不可出门，习以女红，教以女德。”而婚后更应“足迹不出闺门”。

不过这些字面上的规定未必就是当时生活的实际，历史地看，古代妇女的社交生活就未必如此呆板无趣。不用说贫家小户是否有足够的住房空间将男女分开，就是高门大族，也未必严格执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日渐长大以后，并未见要求他众多的姊妹隔离，依然在众多的女人堆中“打滚”。直到在宝玉成婚前，发现了宝玉与黛玉之间似有私情才引起警觉。而婚后的妇女，在普通人家，一般都刻意避免和男子见面和交往，比如，清代直隶朝阳的张宽曾给何其敬家做过工，时常往来，和何妻“向不避忌”。 “向不避忌”这类的话都是当事人在涉案时的“供词”，这些话说明虽然人们在观念上认为男女之间是应该“避忌”的，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会避忌。而且这不仅限于普通人家，就是绅宦人家，也有类似之处，比如同治年间，长沙的举人杨受恩的朋友陈杏生要前往福建，“余往走送，杏嫂向不趋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