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真的在收人了。

两个笑的使者走了：侯耀文59，文兴宇66。

两个电影大师走了：杨德昌60，伯格曼89。

长歌当哭。让我们还是伴着时光的脚本，逆序去寻觅那些记载着笑声和影像吧。

那个为了相声起承转合的铁路文工团团长，力排门户之见，收了郭德纲在内的若干弟子，为的是相声不死。这种看似师承辈分的麻烦事儿，跟他的《口吐莲花》、《糖醋活鱼》一样生动。虽然王朔那张嘴还是把“吸毒的谢东”变成了“私生子”，虽然关于侯宝林和马季“文革门”让相声界备受关注，但是炒作的年代下狗仔们的营生并不能拯救这门笑的艺术。要是在我们这代断了香火，得抑郁症的还不得忽悠忽悠地往上窜啊？

也许有人说，除了相声，我们还有小品啊，还有情景喜剧啊！结果，昨天“傅明老人”的离去无疑于晴天霹雳，这个《我爱我家》走出的“老同志”常常给大家的茶余饭后带来笑声，特别是那一口“发挥余热还不迟”的官腔，证明了来源于生活的笑料并没有“退居二线”。不管是在人艺还是国话，他都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自己的表演事业。来自丹东的文兴宇，出身不好，生不逢时，在革命样板戏大行其道的年代，他的外型既不满足“高大全”的政治英雄形象，又不能委身混迹于“反面教材”的行列，所以一直在等机会。直到成了英达的《我爱我家》的“一家之主”，才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在杨立新的眼镜、宋丹丹的大鼓、关凌的懵懂和小保姆的走马灯之中，这位“爷爷”叼着根烟，慢条斯理地讲着政策，不时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也许这就是快乐的“文火”，慢慢烧到你心窝。

台湾新电影运动有四大旗手：当年在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漂泊的李安，因为无事可做，所以回了台湾当起了“家庭妇男”，但就是在锅碗瓢盆中，打磨出了“父亲三部曲”（《喜宴》、《推手》、《饮食男女》），奠定了他中西合璧的电影风格。侯孝贤则是立足台湾乡土情怀，用耐心的长镜头讲着《童年往事》，回顾《悲情城市》……后生蔡明亮在游戏厅里发掘了自己的御用男主角李康生，从此在新锐的路上一路狂奔，最近又把“爱徒”推上了《救救我！爱神！》的导演宝座。

和他们相比，杨德昌应该算是“半路出家”，在美国学了半天电气工程，回到台湾却拉着14岁的张震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有长达4小时的《一一》，他的冷静叙事与理性切割，为台湾的电影新浪潮烧了一把明亮之火。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气质，才有了蔡琴死心塌地的10年苦等，无性婚姻的结果是双方的解脱，且不论谁对谁错。但是人在天堂的时刻，也许蔡琴心中那份“恰似你的温柔”会证明女人心中有些时光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最后，要说的就是老友MW的偶像——英格玛伯格曼，这位瑞典电影的常青树，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说：“自电影发明以来，伯格曼可能是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了。”是他，让电影跃升为艺术殿堂，并把哲学思辨融入意识流的叙事之中，既不像安哲罗普洛斯那么“形而上”，又比基耶斯洛夫斯基更加阴郁而冷涩。儿时记得《第七封印》中有一段讲“恐怖是什么？”，台词是“恐怖，就像有人躲在黑暗的角落中叫你的名字，当你回应，他却不作声，只剩下一片阴冷。”后来，在深圳导师的电影课上看了《野草莓》，愈发觉得伯格曼用黑白做底，放出隐喻与象征的触角，不断地搜刮你内心深处的秘密，也许那是关于爱，也许是关于上帝。

伯格曼的童年不幸，他和父亲的关系永远是满载着记忆裂痕的玻璃，那种对抗和战争几乎毁掉了所有的爱和幸福感。若干年后，在他成为导演后的某天，在片场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他父亲病危，要他赶紧回来，但是任凭她母亲如何哀求，最终他还是一声不吭挂断了线。之后没过多久，他接到了母亲的第二个电话，很短，很急促。父亲死了。他背过身，缓缓地坐下，只有监视器捕捉到了导演脸上不易察觉的泪水。事后，他回想起，父亲骑车带着他在沙滩穿行的过程，他伏在那个男人的背上，突然没有了往日的愤怒，望着飞驰而过的海滩，心中隐隐有种莫名的喜悦，也许那就叫做父爱吧！

从1955年的《夏夜的微笑》到2004年的《群鬼》，伯格曼完成了从与世界为敌到与命运握手的过程。54部电影，126部戏剧和39部广播剧，他的作品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收藏。也许是父母的婚姻关系，让他过早地思考着上帝和人生，因此在《处女泉》、《冬日之光》甚至《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他都在让人和神对话，让灵魂与命运过招，这样的纠缠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他一生有过5次婚姻，育有9个孩子。然而，子女对父亲的评价，也许最能刻画伯格曼的一生。

孩子们说：“你不是一个父亲，你只是一个导演。”

每个生命的终结，总是来得很突然。

老天接连考验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承受力，也许正是在这绝望之中，孕育着未知的希望和无限的可能。最后，借用鲁迅的话来结束这次时光的旅程，那里不是句点，而是给人敬仰的惊叹！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