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配建制，政府责任自觉的开始

    不日前，北京市政府宣布,今后将实行保障性住房的配建制。所谓配建制，是指在商品房建设区中配套建设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

这一次，北京市提出的比例是15%，这就是说，今后，在北京市的普通商品住宅中将出现同址、同质、不同价的，专门供应给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

    很显然，这是政府责任意识自觉和对城市建设未来负责的一个重大决定。可是，笔者仔细研究政府宣布这一决定后发现，十分关心住房问题的市民对此反应冷谈，倒是媒体和开发商自顾自地议论纷纷，引发笔者想对市民说些话的欲望。

    配建制的发明权不在中国，而在商品经济发达成熟的西方国家。当初，西方国家政府刚一意识到政府在城市居民住房保障中的责任之初，差不多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操作模式，运用政府公共行政资源，在相对不够繁华的区域，大面积兴建给中低收入家庭的，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结果，很快把城市切割成了富裕区和贫民窟，进而不断出现当初未能预见到的无法医治的社会问题。富人找不到了保姆、司机，中低收入家庭加大了就业成本，贫民区的治安问题快速上升。

    法国由于“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各大城市纷纷出现贫富对立的局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近两年来连续发生骚乱事件。富人不敢到“廉租区”来，也不对穷人进行帮助；而住在廉租房里的穷人则仇视富人，久而久之，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吸毒、走私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现在，拉美一些城市颇让人头疼的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正是那时政策不到位留下的“牛皮癣”。

    一些国家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纷纷出台了以“贫富混居”为主要解决方案的“城市更新计划”，不再人为分割富人区和穷人区，把廉租房建在普通住宅区，使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同在一个屋檐下”。

    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出让住宅用地时明确规定，开发商要建一定比例的房子，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售给中低收入群体。美国各州也以立法的形式，规定这部分房源面积须占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左右。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一些城市大面积的经济适用房曾大受质疑的，经济房不经济，出现大户型，一些高收入人群混进了保障房，虽有管理上的问题，却歪打正着地避免了后面的社会问题。但如不尽快改变限面积政策的孤立性，加大投放的结果，必然会走西方国家已经回头的老路。

    北京市公布的这一政策，隐含一个非常明显的宣誓，那就是政府将由单纯注重经济建设，转入注重于中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更加重视防止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显然，配建的初衷无可挑剔。

    任何重大决定背后都会有众多的顽石需要搬走，同样，我们可以预见，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房地产市场如此巨大，随着配建制的实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时刻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比如，政府如何保证配建中的财政集中支付？配建的住房交由政府后，如何保证真正落实到保障对象的手中？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政府廉租房，哪来那么多的人力来长期管理？一旦这个家庭的收入变化之后无法让其退出，政府的资金被长期占用怎么解决？特别是，配建规定将“两限房”列入了配建范围，政府在未投入资金与补贴支持，仍采用竞地价、竞房价的情况下，如何限定价格，体现保障？等等。

    无疑，实行配建制是城市政府为城市未来发展负责的责任自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世界发达城市的通行规则。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在实行配建制的同时，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完整的住房保障制度，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显然，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

                 (本文系下周四《竞报》专栏稿，请勿先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