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朱前传

韩博

如果卡夫卡活着，他或许会受惠于今日所谓的互联网精神：写你喜欢的，自然有人喜欢你。这是一种乐观的假设，甚至是过于乐观的假设。在他的年代，卡夫卡只是布拉格的囚徒，德语的囚徒，字纸的囚徒，他被他的存在规定，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困境。我不敢肯定，在今天，所谓信息社会的当下，那种困境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信息的流动是扁平的，而卡夫卡是纵深的。信息流动的规模是否有助于偏爱向纵深处发掘的诗人觅来更广阔的时代的回应，而非作为零星个体的高山流水的知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中国东北一隅，一座叫做牡丹江的小城，在一位高中生的眼里——他正在学习写诗，并因此而对自身的处境初感绝望，也就是说，他正悬于渴望“生活在别处”的年纪，无论那个别处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灵意义上的，他所置身的家庭，他的学校，他不得不依从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位出走之后的娜拉的化身，那位娜拉已经出走了几十年，挣扎于创建一个新世界还是无家可归的困顿之中——有一位在报社上班的诗人，在分行的文字作品中表达出这样的态度：有时候，他喜欢走在所有人前面，远远地；有时候，他喜欢走在所有人后面，远远地。

高中生几乎武断地认定，这就是一位本地版本的卡夫卡。卡夫卡姓朱，有一个颇具古典色彩的甚至性别难辨的名字，凌波。卡夫卡·朱戴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就像民国时期的革命者那样，长发及腰，就像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实际上，也许他本人更愿意将这种波西米亚风格与嬉皮风潮联系起来。这种形象就是一个符号，旗帜鲜明的符号，在那个以工业和犬儒主义态度安身立命的城市里，这种形象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令人费解。

然而，八十年代的文化风气却并未使那座小城对这种形象产生过多的排异反应。高中生首先结识了宋词，他与卡夫卡·朱共同创办了体验诗派，这个诗派成为了决定整个八九十年代诗坛格局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的一员。在宋词家里，高中生结识了卡夫卡·朱，但后者显然不如宋词平易近人，这是高中生的第一印象，直至1989年，宋词骑上单车周游全国，高中生开始频繁拜访卡夫卡·朱，他总是在傍晚时分前往报社，爬上顶楼，在卡夫卡·朱的办公室里，听后者谈论诗歌、哲学、八卦以及一切信手拈来的东西。高中生已经在宋词那里收获了对于现代诗歌的基本看法，以及如何提炼语言的方式，而在卡夫卡·朱这里，他的更多收获是文化观点，以及一种激进的社会态度。

在那间朝北的办公室里，高中生几乎看到了当时所有的民间诗刊，他借阅并抄写，那是促使他成长的真正的学校。卡夫卡·朱时时谈论现实的荒诞，乃至抽象层面的存在的荒诞，然而，他无法跳脱这种荒诞。1989年之后，朱凌波被迫离开那座小城，与此前的自己分道扬镳。某种意义上，他由卡夫卡变成了兰波，成年之后的兰波，离开故乡，走入非洲，成为一名军火贩子，只不过，兰波·朱在中国的非洲推销的是房子。

此后二十余年间，当年的高中生与兰波·朱很少见面，甚至不超过五次。1989年将八十年代的诗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文字诗人，一种是时势英雄。兰波·朱无疑属于后者。有一次在上海见面，当年的高中生正在策划民间电影节，兰波·朱温和地劝慰：凡事顺势而为。不久之后，其更成为统摄中国式军火行业的院长，一位令人仰视的资源整合者。虽然他仍以文字著诗，兴致一起，即经由互联网发送至所有朋友的移动终端，但他的命途本身，已比任何诗歌更专擅记载中国的卡夫卡式一面。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浦东世博馆中的一个意大利主题大型派对上，当年的高中生已逾不惑，为生计而疲惫。他少年时那位精神上的父亲则神采奕奕，自信之态丝毫未减于八十年代。那时，卡夫卡·朱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高中生深信，除了写作，别无它途可以在荒谬的存在中掘出一只望远镜。卡夫卡·朱鼓励他：你必须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只有那样，你才能获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世界仍在继续，他依然走在所有人的前面，远远地。

2014年春，瑞士—塞尔维亚—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