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宁(Walter Bruno
Henning)在蒙古入侵前夜花剌子模的法律文书中,曾找到“赞丹尼奇”有关的记载:(有人)在布哈拉买赞丹尼奇数匹,每匹当为十六肘(长度)……赞丹尼奇有布哈拉的和花剌子模的两个品种。此处,赞丹尼奇一词表示一种织物。在纳尔沙希(Narshakhi)写于10世纪的《布哈拉史》中,言及布哈拉附近的Zandana村,写道:赞丹尼奇(Zandaniji)是一种地方特产,是一种Zandana织造的衣料。衣料甚佳,曾大量织造。许多这种布料是在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织造的,但是也叫做赞丹尼奇,因为它最先出现于这个村。《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也载“开元五年(717)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康国遣使献毛锦、青黛。”
在汉文典籍中,关于粟特地区的丝织品早有记载。《隋书康国传》谓,其王“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地出产有“氍毹、锦、叠”。
赞丹尼奇与波斯锦和拜占庭锦的区别反映在染色上。舍菲尔德(Dorothy G. Shepherd,与亨宁合著有《赞丹尼奇考》一文)注意到赞丹尼奇的色彩与唐代织物的关系。黄绿色、橙色和粉红色在早期中世纪的西方织物中是稀有的,一般在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织物中也不存在。但这些颜色在千佛洞发现的中国织物中是非常典型的。舍菲尔德亦发现日本正仓院所藏中国织物中有这些颜色。舍菲尔德推想,粟特织工从中国不仅得到丝还得到染料,中国人也许对染色秘密留了一手。
在纺织技术方面,大多数近东和拜占庭早期中世纪织物的特点是重组织斜纹织。赞丹尼奇都是斜纹织。经线通常分为三股,两条主经线配一条收束经线。纬线是非常粗重的丝纬。经纬线相当粗,而纺织又密实,造成这种织锦厚重密实的质地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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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丹尼奇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1972年,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发表了《论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的形成》一文,文中,她将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进化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阶段,6世纪末7世纪初。萨珊传统很清楚。在萨珊波斯和唐朝的影响下,创造了模仿基础上的风格。2、中期,7世纪后半到8世纪初。花纹风格中和题材中有地方特色,拜占庭的潮流加强。3、晚期,7、8世纪之交。进一步地方化,拜占庭影响加强,是拜占庭织物输入的结果。
据文献记载,粟特人曾将丝绸贩往西方。如纳尔沙希说,赞丹尼奇曾被输往“叙利亚、埃及和罗马的城市”。粟特织锦还输往阿兰地区。
阿兰地区的北高加索西部的尤拉恰尤博·丘尔克兹斯自治州的库班河上游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及其东的墓群,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绸。先是一位中学校长乡土史研究者米罗瓦洛夫发现了这一山中墓地,1969年一位叫沙夏的业余研究者发现了所出豪华的锦衣,通知了科学院的叶鲁莎里姆斯卡娅,遂于1973-1974年正式发掘。其中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出土各类织物143件,其中粟特织物占38.1%,中国织物占23.9%,拜占庭织物占4.5%,波斯织物占0.7%,地方制品占26.1%;哈沙乌特墓群出土织物65件,其中粟特织物占23%,中国织物占9.4%,拜占庭织物占16.2%,地方织物占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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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袍服(朱红印为博主所加: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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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塞穆鲁纹锦袍(塞穆鲁又译为森穆夫)
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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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对鸟纹锦帽 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出土
与织物一同出土的还有汉文文书,1978年,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出版了《丝路上的阿兰世界(莫谢瓦亚·巴尔卡——8至9世纪历史文化的综合体)》。书中叶氏针对这些文书指出,这些资料,特别是具有私人性质的文书,是8世纪这里有中国商人滞留的证据。
8至9世纪的汉文文书、唐绢画即唐丝织品在阿兰地区的发现,证实了再8至9世纪之间,有一条通道自西突厥、粟特,越阿拉尔海、里海北岸,过伏尔加河,至北高加索,至阿兰、可萨突厥一带,由此沿外高加索达林道,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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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出大英博物馆藏联珠对狮纹经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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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帙三部分(缂丝、锦、麻)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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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帙局部
在东方,粟特织锦也能找到它的遗存。上世纪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攫取的一些织物中就有粟特织锦,其中一些作为经帙留存,经学者研究,认定其中一件联珠对狮纹锦缘边的经帙就是赞丹尼奇。另在敦煌文书中,亦可找寻粟特织锦的痕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伯希和编号为2613号的《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物交割历》载:“大红番锦伞一,新,长丈五尺,阔一丈,心内花两窠。又一张内每窠各师子二,四缘红番锦,五色鸟九十六”。这里讲到的每窠各狮子二的番锦应该就是这类团窠尖瓣狮子纹锦。此类织锦在欧洲各地中世纪教堂中均有大量遗存,被认为是典型的粟特锦实例。中国学者称其为赞丹尼奇或是撒搭剌欺(撒搭剌欺为元代文献所记载,尚刚先生不赞同用赞丹尼奇一词称呼此类织物。赞丹尼奇在早期文书中作“赞叹宁”)。敦煌的遗存正说明了这类织锦在东方的传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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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洲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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