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溢出的这种标准之外的中国世界，对它进行整体把握，也就意味着它反过来使得欧洲的标准相对化了。这样的课题意识，其实就是例如从明代末期的历史课题中被作为结果而反衬出来的。

    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比如对于近代中国军阀的历史评价问题。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观里，从清末到民初的军阀，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障碍，往往被看做封建余孽。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与明末清初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课题意识共鸣的经验，能够与他们一直在清代历史的涌动中被一路带到辛亥革命，那么，恐怕对于军阀的评价就不会那么单纯了。

在此我避免进行详尽的分析，只能简单地指出一个状况。在明末清初之际，当时的历史课题之一就是确立相对于中央主导的地方官僚行政而确立由“乡里”主导的地方行政，我们暂且称其为“乡里空间”。这个空间虽不能单纯地在与官相对的民间空间的意义上论述，不过明末清初以降，直至整个清代，它膨胀为相当规模的空间。亦即是说，它成为官僚与乡绅、地方实权派、普通民众等复杂地结合而成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里官与民相互对立，同时也相互补充，或者说相互合作从而相互利用；这样，结果他们一起分担了地方行政，这个公共空间也由此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如果注意到这个乡里空间的形成过程，把他作为一个基准俯瞰清代，那么自然会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王朝体制崩溃的历史过程：这种“乡里空间”在太平天国的湘军、淮军成立的时候获得了质变的契机，不久，清朝开始遭遇到这一“乡里空间”极度膨胀（军阀形成），面临各省的独立宣言，从而走向崩溃。如果注意到这样的历史过程，军阀就不再仅仅是封建余孽，而有可能被视为“乡里空间”的一种可能性的形态，或者被视为中国复杂的近代过程的中间产物，从而产生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当然，这种认识的建立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交集为首的、清末的诸多文献中去。

    军阀显然是依靠欧洲标准无法准确衡量的中国历史的产物。通过在中国的脉络里勾勒这历史上的一页，我们也得以使欧洲的标准相对化，了解它在亚洲“本土”中的限度。

    不论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还是《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沟口所持的一个观点是研究中国，必以中国为本体，以中国作为媒介，或者说以中国作为方法。关于“乡里空间”，《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对于明代中后期在乡村发生的重大变动有详细的论说，可值参看。关于清末“乡里空间”变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虽然没有“乡里空间”等概念的提出，不过对“封建”这一问题也有所解析。清末封建意识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发皇，可惜最后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对于清末封建意识的解读无疑也将有助于对近代军阀的产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