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人崔圭顺所著《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大致读过，感觉不错。不过一些既存的疑问仍没有得到解答。如明初是否有过革带实束之阶段；虚束时玉组佩，蔽膝，绶的实际佩带情况如何；明代冕服上戴方心曲领与否（永乐七年，景泰元年下赐朝鲜冕服中有此，韩末纯宗冕服照片中亦有，中国绘画中更为多见，不管能不能得出结论，书中应该提上一提。）。另外，仍有点遗憾。本书作者原在檀国大学研究朝鲜宫中服饰，并有发表论文，若能将其有关朝鲜冕服研究的论文或其国内相关论文附录于书后，应会该有很好的对比研究效果。当然，也不能太苛求于本书作者。下面摘引本书部分内容，以作探讨。

书之作者认为，冕服所施十二文章，很可能属于统合诸部落社会的过程当中，所接受的各部落所崇拜的图腾。因此，早期的冕服，所有部落的首长都可以穿用，同时，也显示穿着这种服装的人，还保留了自己一定的独自统治权。

冕旒似在周代所设。原田淑人：“冕冠本来是从爵弁发达而成的”，“爵弁就是冕冠的祖型，冕冠制定以后，仍留爵弁之制，依然成为祭冠之一”。王宇清引开明书店《先秦史》“……然弁为初制，冕其弁‘后起加饰者耳’是乃写实的记录”。

天子冕旒用十二珠，因此需要在丝藻上打十二个结（就），其中十一个是起到防止玉之间的相互并合而作“就”，最后一个结（就），则是为防止最后一个玉珠脱落掉下而作“就”。（此说与王宇清等所说不同，不过好象解释得不错。）

定陵出土的冕冠，旒之穿孔并不在（珠）正中央，而在侧面，很显然这是为了美观设计的，是为了避免贯穿玉珠后打的“就”外观上露出。其玉衡上部有长方形沟槽一道。作者认为，延下本来应有一突出的物件，并可插在玉衡的沟槽内。这样，既可由玉衡起到“维持冠”的作用，同时，又因固定了延与武而制造出冕冠的整体形状。（玉珠穿孔不在正中，玉衡之上有沟槽，这两点颇可注意。）

天河带，制度上在宋景祐二年初见，元后消失。其使用上之特点是，与缨可以同时使用，与紘不同时使用，有紘，则无天河带；有天河带，则无紘。

下裳穿着顺序，先以四幅自后兜裹而前，结带于腹部，然后再以前三幅自前向后环抱，束其带于腰后。朝鲜受赐之永乐七年与景泰元年冕服下裳为前后分幅，只是由上面的腰带连接前后裳而已。又该下裳的腰部上有小勾和一条带子，可见，使用这些把下裳固定于革带。明代冕服下裳也打褶，不过只在旁边两幅打褶，中间不打褶以表现文章。（有提到嘉靖改制后之帷裳，不过具体结构未曾作出解说。）

嘉靖时的冕服制度，冕冠采用永乐三年制度，衣裳采用洪武年间制度。《明会典》（万历本）冕板原作“广二尺二寸”。（嘉靖制度是否如此，有商讨余地。至于嘉靖制度冕板宽度，书中作者认为可能是会典有误，故有“原作‘广二尺二寸’”云云。）

法服，指冕服所蕴含的意思为“其制作莫不有法”，故得其名。

关于“续衽”，沈从文认为江陵马山砖厂出土的褝衣缝于腋下的“嵌片”就是深衣制度中的“衽”，亦即汉人所说的“小要（腰）”。作者倾向于沈这一解释。

关于秦汉的袀玄，有两种解释：一指由玄缯衣、绀缯裳构成的上衣下裳不连的服装，其特点是把袀玄理解为两种颜色构成的服装。二指由玄绀缯做的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式服装，其特点是把袀玄理解为一种颜色构成的服装。

有关服饰制度有两种，服制和禁制。服制为允许穿什么，禁制为不许穿什么。有制度的实行与否有以下四个情况：一，无禁；二有禁，但不详细；三，有禁，但没有执行；四，有禁，但没有遵守。

清代皇帝的朝服，在穿用范围上，较此前任何朝代都要广，且有时还穿着朝服举行祭礼

（这句后半句可能不妥，清代也有朝服祭服之别，详见故宫研究员房宏俊先生撰写的某文，区别似在袖口之颜色。）

朝鲜成宗年间（1474年）颁行之《国朝五礼仪》中载永乐七年下赐全套冕服中之方心曲领

万历版《明会典》所载冕板宽度“广二尺二寸”

韩末据嘉靖制度所编《大韩礼典》中冕板之宽度“广二尺二寸”

今年韩国肇庆坛祭祀中李源所戴据《大韩礼典》复原之冕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