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的民歌说，是个颇不足信的文学史陈调。

——密密麻麻几张纸，初中时背漏过，大学里更背不全。不象荷马老人拉着洋琴扯到那里算那里，单凭这文字的好刀功，三本民办院校也拌不出一个。

《敕勒歌》同样是一个佐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三言两语，广阔天地里只侃牲畜，不谈南蛮的什么鸟。那汉代的庐江郡，绝对没有卫视，同样没有孔雀，异域风情片鲜有人买，买了也没有机器放。

中国的孔雀只在云南，是个不迁徙的留鸟，做夏居山林、冬迁平原的漂鸟它都不干。庐江郡有的是环颈雉，俗名唤野鸡。野鸡比兴情事有点亵渎味，拿孔雀言说焦仲卿，肯定就不叫人民，充其量只能是混在人民队伍中的知识官人，并且是个什么鸟都见过的厉害家伙！

郡衙小吏焦仲卿，家住怀宁小吏港，与郡治皖城（今潜山县城）15里，是个市区买不起商品房，骑单车或拼脚板早出晚归的上班族。有清版的怀宁、潜山县志为证，焦老二的这只公家饭碗，还是焦家省吃俭用花钱买得，为的就是光耀门庭。而做了小吏的焦仲卿，仍旧一懦弱忠厚人，屡被同事打秋风、敲竹杠，工资净兑了排档上的啤酒，工资表上签字后，一支“月光曲”两手空空回家中。

老焦家的银子使错了地，和插着威风野鸡毛的官宦不同，小吏本来也就牛不到哪儿去只能在基层唬唬人。中国传统政治，历来就有官、吏之分。早年如斯，尤其自元至明，官与吏的流品泾渭分明，迨到明成祖时，便有吏胥不能当御史的规定，也不准其考进士储才养望日后为官，官、吏显然分开两途：官为清流流于上，吏为浊流沉于下。入吏流则入泥流，除了焦仲卿这个十足的倒霉蛋，婚姻不幸招得广泛同情，千年以来吏这个阶层，基本上都是政治地位卑微、社会形象污浊，是个令百姓和媒体忽悠的过街鼠母本。

吏所从事的是一般业务的管理，属事务型。“干事”一称，最为深刻和精当。官、吏的职责的划分，本质在于“官”领导“吏”，“吏”驱使“民”，梯次客体，实现干事、抓落实。在官、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官。官出政策，官制任务，然后甩手吏去执行。整个执行的结果，也完全可以预期，因为其中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组织措施”问题。“组织措施”定位到什么程度，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象水温设定在100度，结果必然是沸腾。尽管“结果”有时真伪莫辨，但总会是Y，不会是N，不至于闹个要驴而牵象。人们曾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且将之归于哲学上的唯心论。其实，根本没有那样的高度，中国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基层哲学门派。这儿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演绎：官有“多大产”需求在前，吏必有“多大胆”实践随后，直接派生。在这个“胆”与“产”的逻辑产生过程中，“吏”自然要望“产”生“胆”，甚至不惜以牺牲“民”的肚皮来充实“产”的厚度，哪怕民不聊生，与民之间剧烈冲撞。庐江郡那些年若有卫星在大汉的太空，焦仲卿当是功不可没。

 “官逼民反”的说法由来已久，其实既不符合史实，更经不得推敲。即便是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时候，也是“官”苛于“吏”，“吏”苛于“民”。省去“吏”这一中间环节，直接得出“官”苛于“民”的结论，明显是一个不逻辑的逻辑换算，或是草民无知，刘兰芝头发长，对官、吏概念常识性的混淆，误“吏”作“官”，或有意抬举家门口的干部。历史上的民变或是起义，倒真够蜂起，但很难找到“官”之直接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佐证。硬说是“官逼民反”，那就叫典型的官僚主义。“生辰纲”出问题的环节，根本就不在太师手上，那些直接掏份子作“生辰纲”的，绝少知道会有个“太师”，他们目光能及的最多只有钱粮小吏，有什么血债也会一古脑儿记到小吏的大名之下。换个角度，哪一回揭竿而起者祭刀、祭旗的第一棵人头，第一选择少了“恶吏”？“吏逼民反”，才是史实。

皇权不下县的格局早已成为历史，国家政权已向县下延伸。这一延伸，很容易让人相信乡镇政权同样有官、有吏。其实不然，就这一级政权的职权范围而论，充其量就是吏的角色，无论行编、事编，无论“一把手”还是普通一兵。因为，他们的职责只是历尽事责，把万条线上倾泻下来的事务办完办毕。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对上的关系近乎官、吏，对下则比较直接地表现为吏、民。这档子的明官实吏，整个一境遇比焦大还差不多，比焦老二有差距，毕竟人家还在府郡，下来办差，还能听声“市领导”的亲切呼唤。

官逼常有，吏反不常有——每一道公文，即便不是八百里加急，其所谓的严肃性，则自是逼迫无疑。郑板桥有首闪耀着实事求是光芒的咏竹诗：“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这里，郑知县首先掩瞒了自己的官身，冒充小吏，但面对民间疾苦，他够精够明，妥贴地选择了“关情”。以他的官身，若是朝廷粮饷在急，郑大人的训斥只会是焦仲卿们工作不力，不会由于他们废寝忘食工作过头。有刚性的事务要求，必然的结果是小吏们“千方百计”地“创造性工作”：明知不能收的钱必须去收，明知不能派的差必须去派，明知不能办的案必须去办。否则，在系列的“问责”及“一票否决”中，小吏自身必定遭到处理殆尽，挨不到做比翼鸟的那一天。

很难找到做诗的小吏，就因为吏的职责不是作诗只在做事，且是为官不是为民做事，是在官逼民怨中做事。一死成诗的焦仲卿，就这般亲自担纲男一号，连第八作者都没挤上。但是，任何吏对官对抗、反抗的预言，都只能是流产。因为吏的真实状态，是官倚在上，民伏于下，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官、吏、民三者的链条中，吏不过是个中间环节。官对吏的打压，最终是要变解、传递到更下一层次。官、吏之间也难言和谐，极端情形下，会有一批王朝末的小吏，以吏头落地的方式代表王朝向民谢罪，但那也是无数民之活生生的躯体成为尸体，脸色变作菜色之后，且几百年才会现此一幕。就象进厂大修的小卧车，那一定有几只轮胎跑坏在前。就此期待一介小吏为民请命，为自身减压而反官，断断不能。即便有宋江反在一部文学作品，也不在单位工作压力，全在家中生活所迫——同是小吏的焦仲卿，当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要说那个天柱山脉，巍峨几倍梁山泊，就是不敢公开选拔108个怀宁腔。他在单位累得骨头散架，回家一头倒进刘兰芝怀里放“利比多”，害得她们婆媳关系紧张，最终在东南枝上求解放，单位的追悼会都不好开。

官欲有为，吏必不得不为之。官、吏和谐鲜见，吏、民和谐绝无。可怜虫样的焦仲卿，同事紧张，领导关系说不上和谐。若有和蔼可亲的官身领导找焦母谈谈，或发张荣誉状给他减压，焦仲卿也能多走几年上班的路——但这不是《孔雀东南飞》的主题，《野鸡东南飞》还未问世，黄梅戏尚属一句不搭一句的山歌调。零零整整，焦仲卿就得这么烦闷，官与吏就得这么别扭，真的望不见和谐社会在哪朝哪代。孔雀开屏，环颈雉鸣唱，什么时候居然和谐，那就叫清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