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法律制度是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中国法制史上又一个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既强调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又强调封建礼制的重建，反映了封建晚期社会的特征。明代法律主要包括《大明律》、《大明令》、《大诰三编》以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的《问刑条例》等法令。“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①，简、严是明代法制的重要立法思想。“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②”可见明律重视法律的威慑作用，从而强化皇权专制。
礼刑结合是明代刑法的一个主要特点。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颁行大明律、诰，指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③礼法结合既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制思想，也为明代法制所继承。一方面体现于法律的儒家化。在明代刑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串了一系列儒家理念。明太祖曾教导太孙朱允炆，大明律“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朱允炆又请“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申情。④”由此礼法相表里，法出于礼，为礼以屈法。《大明律》中《干名犯义》条规定“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杖一百，徒三年。”④体现明代刑律中尊卑有别，重视孝弟伦常的思想。在实际司法过程中，这一原则同样得到遵守。洪武年间，“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⑤可见从维护礼的角度出发，使严肃的律令具有很大的弹性。
其次，礼法结合还体现于礼制的法律化，即通过礼仪教化宣扬律令，又以法律的威慑力量保证礼仪教化的实施。以民间的乡饮酒礼为例，“每季行之于里中，若读律令，则以刑部所编申明戒谕书兼读之。”在乡饮酒礼的过程中“唱读律令执事者，举律令案于堂之中，引礼引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然后读律令，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同时以法律的手段维护其执行。《大明律》规定“违者（乡党不序齿，乡饮不循礼）笞五十。”《大诰》中则加重了处罚“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⑥另一方面，礼制的法律化也反映了皇权的强化。明代嘉靖帝以藩王入继大统，欲尊崇本生父母，而以孝宗为伯考，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以“太庙无考，正统有间”，伏哭于左顺门。内阁，各部、院、寺大臣二百余人“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阕廷。”
而嘉靖帝以锦衣卫镇压，考讯丰熙等八人编伍，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廷杖，十七人病创而卒。“自杖诸争大礼者，遂痛折廷臣。”
可见嘉靖帝滥施刑罚，胁迫群臣，利用礼制以维护其正统地位，使皇权无限膨胀。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特点。从西汉到明清，经历了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过程。汉代董仲舒宣扬儒家思想，发展了德教学说，形成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德为刑纲，教化重于刑罚。魏晋时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明刑弼教的思想初步萌芽。宋代朱熹进一步阐明刑罚对于教化的作用，“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
明清时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明刑弼教的思想上升为主导思想，“刑罚立而教化行”，以无节制的施用刑威，加强专制权威，为明代“刑乱国用重典”提供了理论基础。
① 《明史》卷93《刑法志》
② 《明太祖实录》卷22
③ 《明史》卷93《刑法志》
④ 《明史》卷93《刑法志》
④ （明）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22《诉讼》
⑤ 《明史》卷93《刑法志》
⑥ 《明会典》卷79《乡饮酒礼》
《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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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8 07: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