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任职地方的不同，清代又将地方府州县缺大体划分为两类，即在内地任职的“腹缺”和在边远地区任职的“边缺”。在内地任职，五年无过失，按例即可升迁。而在两广等地任职“烟瘴缺”、云贵川等地任职“苗疆缺”，只要三年没有过失，即按例升迁。此外，江苏上海、浙江海宁、广东东莞等“沿海缺”，山东德州等“沿河缺”，其任职升迁视同“边缺”。

　　尽管州县官缺实行分类管理，吏部也要求按章程办事，但大权实际操在督抚手中，因而那些热中升迁的官员，一味逢迎上司，以求速化，视官如传舍，不但谈不上吏治民生，背后还隐藏着跑官卖官的巨大黑幕。

　　“大挑八仙”，以貌取人

　　州县官的出身主要有两类，一是“正途”，即常规途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经国子监培养）、荫生（恩荫、难荫及特荫）；另一类是“异途”，即非常规途径，包括吏员、生员、捐纳、军功等。

　　清代知县的“出身”确实关乎吏治好坏。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根据乾隆十年的《缙绅全书》统计，知州中监生（在国子监就读，包括恩监、荫监、例监等）所占比重最大，达278％，进士229％，举人139％；知县中进士446％，举人223％，监生127％。另一位学者徐炳宪没有统计比例，但他根据自乾隆二年恩科始，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统计出进士除授知县的总计有4871名。这说明“正途”出身尤其是进士、举人选任州县官的占了多数。清代官场有这样的谚语：

　　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

　　发财最好当知县，惟有中书最冷清。

　　这则谚语是说中进士后士人的几种出路，很显然，在朝为翰林，外放做知县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士人皆知“发财最好当知县”，但比较而言，科举出身的官员，秉持道德操守，兼有济世救民情怀，因而不会出大格。相反，捐官出身的知县，就是为发财而来。

　　一则笔记记载说，山阴人蒋渊如对知县一缺垂涎已久，但苦于捐官的钱太多，于是和他的几个友好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在一起商量，大家凑钱捐官。并按照出钱多少确定缺位。他们还约定，蒋做县令，唐做刑名师爷，陈做钱粮师爷，王做管钱漕的家丁，吕做门稿。并商定将所有收入放到一起，按照出资多少分配。几个人随即签字画押，歃血盟誓。几个月后，蒋果真得到一个县令的缺位，而且是一个肥缺，其他几个人遂跟随蒋某人一同上任。按照以前的约定，蒋每日高坐堂上，对唐、陈待以师爷的礼节，而将王、吕二人视为仆役一般，王、吕也欣然接受，毫无怨言。五个人通过舞文弄法，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三年考绩，蒋尽管因贪被革职，但已与其他四人满载而归。

　　举人授知县的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两种。由于举人多年甚至十几年不得州县实缺，乾隆时期开始实行大挑之法，每六年举行一次，由三科不中的举人参加，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学正、教谕等官。

　　据《清稗类钞》记载，大挑时有一套办法，仪式也很郑重。一般由皇帝指派王大臣任大挑官，地点在内阁举行。最初是十个人为一排（也称一班），后来由于参加大挑的举人实在太多，因而改成二十人为一班。参加大挑的举人按照顺序站好后，先挑出相貌魁伟的三个人，列为一等，唱（拉长声音叫人的名字）三个人的名字，表示用作知县，这也是大挑中的幸运者。三人兴高采烈出去后，再唱八个人的名字，这八个人纯属陪衬，不派任何差事，因此俗称“八仙”。“八仙”出去后，剩下的九个人不再唱名，全部任用为教职人员。九人出去后，下一班进来，依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