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的时事诗

时事诗在阮大铖诗作中的比例，只有一成多一点，约三十余首。诗作中的这一构成，反映了阮大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因而，这类诗作对于了解其生平思想，地方事件，尤其是研究明季的政情与民情，明末无可救药社会现状，颇具价值。

与其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和酬应诗相比，数量较少。从内容上看，

阮大铖在《丙子诗自序》中写道：“夫诗而不能志时者，非诗也。然时为诗所志，而时尚忍言哉！吾悲《关睢》、《麟趾》之不胜黍离，《鹿鸣》之不胜弁旻也。危败余生，风烟避地。岵屺瞻陟，抑又双潜。予之时可知，诗亦可知矣。追忆平生，出处获际升平，身历华胥，栩栩如梦，由今思之，此可复得耶？”

枞阳历史上，诗人确实是多如牛毛。今人《枞阳风雅》收录之巨，可见当年之一斑。但这些诗作，多是涂鸦“风雅”，并无多少诗情、诗意和深刻的思想，失于认识与审美上的文学意义——这也许就是后人评论阮大铖是“有明一代之唯一诗人”的原因所在。

阮大铖时事诗的成就，源于其一生的命运舛。在朝廷的党争中，阮大铖被罢官隐居数年，期间又父母双亡。家事、国事，令其恍然如梦，常有“由今思之，此可复得耶”之慨叹。人生的坎坷，也不断引发阮大铖创作思想的变化。自崇祯丙子年（1636年）起，他在诗歌创作宗旨上，便由原来诗者“以情治情之物也”的见解，上升为“诗而不能志时者，非诗也”的 认识，诗作也由单纯的封建文人的闲就之章，转到时事的深切感怀。

阮大铖隐居家乡时民变蜂起，对灾难深重的现实有着切身的感受。避居南京时交际甚广，权贵、勋戚、太监、文友、僧人、艺人等无所不包，国事沧桑亦烦闷于心。尽管阮大铖处于江湖之远，但他并不能忘情于现实，诸多感慨流露诗中。

在时事诗中，有半数反映是桐城地方民变。阮大钦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封建文人的阶级立场。

崇须七年（1634）秋，桐城黄文鼎、汪国华等攻破县城，纵火抢劫。而此时张献忠活跃在楚豫之间，兵锋迫皖。为平定这场民变，正隐居家乡的阮大铖毅然捐橐助饷，协官军予以镇压（详见康熙六十年刻本《安庆府志·兵氛》）。平定黄文鼎、汪国华作乱，阮大铖深感政治抱负的表达，作《石言》十二首以记，且每首前均加注说明。其二曰：

南箕嗡嗡吠江城

共怼侏儒浪请缨

憎主争为群盗袒

罪言难谢人情

蚩尤朝避铃门气

妖鸟宵严铎帐声

到底安危冯此仗

杞人何复负平生

该诗前注曰：“春中闻流寇警，予倡乞师，议甚力，里中亡赖谓无病呻，毒詈之。兹潘将军可大捐资募士，至而桐变旋赖以镇，然则予议非与？”

叶灿在《咏怀堂诗集序》中为记曰：“去年秋，里中遭二百七十年所未有之变，公毗裂发竖，义气愤激，欲灭此而后朝食，捐橐助饷，犯冲飚，凌洪涛，重趼奔走，请兵讨贼，有申包督大哭秦庭七日之风，卒赖其谋歼丑固圉，一时目击其事者，无不艳羡嗟叹，以为非此奇人奇才奇识安能于仓皇倥偬中决大计成大功哉！”

地方民变，成份复杂。起因故在民不聊生，但直接结果是生灵涂炭，并不能简单地作政治上的肯定，忽视其匪寇勾当，对平民百姓生命和财产的无故侵夺。而明末的农民军，实情亦是如此，尤其是张献忠部，对百姓的罪恶令人发指，较明、清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张献忠攻破和州，阮大铖痛心疾首，他在乐府《空城雀》中写道：

“空城何有，白日灰灰。流贼饱而去，流雀饥复来。白骨为丘陵，乱发如青苔……”

在《圣羽避乱至山，尽谈枞川被贼之状》中写道：

“枞川自昔鱼盐地，烽火几户存……野豕学人立残垒，群鸦啄骨鸣江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