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与方以智

阮大铖与方以智同出于仕宦之家，方、阮二氏不仅同邑，亦为世戚，数代婚嫁不断。《桐城桂林方氏家谱》载：方大美次子方承乾，娶阮以临（阮大铖族叔）之女为妻。顾起元《阮公（阮以鼎）墓志铭》中载:“公姓阮氏，讳以鼎……子一，即大铖 ……孙女一，许聘太仆少卿方公大美孙某。”此方氏一族中，方大美与方大镇辈分相同。方大镇即方以智祖父，阮大铖即为方以智叔辈。方以智之父方孔炤，与阮大铖同为万历丙辰(1616)科进士，在崇祯7年桐城地方民变中，二人联手，平定叛乱。

阮大铖与方以智早年亦感情甚厚，多有交往，诗和酬唱。阮大铖《咏怀堂诗》中，收有《方密之见访即送其游吴》二首，其一曰：“南浮敦悦地君复振华音。尘下概千古，霞端翔寸心。固穷榛草在，安土稻花深。何事元方御，来参抱膝吟。”依诗而论，二人情感不淡，当有深谈。根据阮的自序，《咏怀堂诗》结集于“崇祯乙亥（崇祯8年，1635年）冬日”，依此推论，在方以智吴游之前，二人并无恩怨可言。

但这种源于世戚的亲密关系并未久远，阮大铖之女阮丽珍最终也并未嫁与方大美之孙，而是嫁给了曹台望。曹台望之父曹履吉，亦为阮大铖的丙辰科同年。从阮女的这一婚姻变故中，已足见阮、方二氏之间，曾经生出了某种恩怨——这一恩怨，且急剧恶化，直到势同水火。

清方冒翰《方以智传》载:“孔炤，万历丙辰进士，巡抚湖广，为时相所忌，以失律逮下狱。阮大铖与同郡，尤忮害之。时局翕然，欲致孔炤于死。以智……中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为孔炤伸理，得减死论。北都陷，以智间行归里，大铖党又欲以从逆陷杀之，几不免。”

这段文字，机关甚多。一是阮大铖对方孔炤的“忮害”，即嫉妒的言行。方孔炤巡抚湖广获罪时，阮大铖本无权势，当与阮大铖无关，但其幸灾乐祸，君子不齿。二是后来“大铖党”对方以智的迫害，与阮大铖的直接行为并非一事。但方冒翰所言阮、方二氏间的关系破裂，已是事实。

阮大铖与方以智关系生恶的直接原因，一是方以智对阮大铖所结中江社的诋毁，二是参与《留都防乱公揭》对其中伤。

钱澄之之子钱为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言:“是年（1632年）邑人举中江大社……皖髯（阮大铖）阴为之主……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

方以智所说的“吴下事”，乃指自己吴游时加入复社，故让钱澄之兄弟退出中江社。同时，他还指斥阮大铖同为阉党。

阮、方、钱三家，互为世戚，因方以智之举，三家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特别是明季文士，结党、结社成风，均旨在沽名钓誉，就是便利日后的追名逐利。方以智此举，自为阮大铖恨甚。

方以智12岁丧母，其父长期在外为官，教养依仗姑母。青少年时期的方以智，纨绔子弟习气明显，其后来卓有成就的“物理”，本其少年的游戏所在，远非主观上的刻意追求。陈子龙《安雅堂》载：“密之近有信来，在金陵甚豪顿，跃马饮酒……或引红妆”。“引红妆”，即狎妓。陈维崧《方田伯文集序》、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等，皆有此类详细的描述。正如清全祖望所言：“明人放浪旧院……方密之……亦不免也。” 这种一度放浪的生活，后经家中长辈规劝，方以智才终然醒悟。后人评价阮、方二人，多出于对方的情绪化美化，对阮概念化厌恶，之于其时的实情并无了解。

在阮大铖隐居南京期间，对其声名影响最大的还是《留都防乱公揭》。寄言于东林遗孤的公揭，执笔为贵池人吴应箕。吴与阮的老家仅一江之隔，通观吴应箕一生，功名心切，八次应试，均落榜而归——直到明朝灭亡。为博取功名，吴与方以智以及东林后人交从过密。《留都防乱公揭》之出，只因阮大铖隐居其间过于张扬，为东林少年所恶。公揭之言，多是恶语相加，属口号式的政治口水仗。但其中所言的皖地民谣，阮大铖疑是方以智、钱澄之所为。其实，公揭中140名签名者中，并无方、钱二人。《留都防乱公揭》后传至崇祯帝手中，阮大铖因此尤为在意，也使之对方以智、钱澄之的仇恨不能化解。

经历两次大的风波之后，阮大铖几乎深居不出。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被捕，后又逃至南京。时福王立于南京，马士英、阮大铖开始执掌朝政。惧于报复，方以智便四处潜逃，卖药为生。直到阮大铖死去，桂王立于肇庆(1646年)，方以智才进入南明小朝廷。在目睹了永历朝的派系纷争后，方以智深感明朝气数已尽，便返回家乡浮山——阮大铖与方以智之间的恩怨，也因明灭而作烟云散。

方以智出生时，祖父方大镇以《易大传》“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之意，为其命名并字。不曾想国变如斯，万民赴难。相形之下阮大铖与方以智的恩怨，此时只是乱世中的旧事，后人的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