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可以说几乎与文学同时产生，当文学作品最初产生的时候，相应地便出现关于作品的见解和看法，这就是文学批评。而当一种批评观点提出后，往往会引起同时或后人的同情和反对、赞与和修正，这实际上是对文学批评的研究，这在中国文学学术史上依然有悠久的渊源。汉代班固、王逸等对于司马迁之屈原论的修正可以说是较早的文学批评研究。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都有对文学批评现状的专门评论，这也是文学批评之研究的雏形。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愈益丰富纷繁，对文学批评的再研究亦趋向自觉。到了明清时期，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对文学批评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当然，这种研究往往受到研究者的理论倾向甚至门户之见的限制，难有高屋建瓴的中正之论，更谈不上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宏观综合研究。

到了20世纪初期，对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都是通过对前人文论的笺注解说，来申述自己的文学观。姚永朴还有《国文学》四卷（京师法政学堂1910年印），选录古文论20篇，分别加上按语，申说大意，阐发义理，算得上是较早的文论选著作。唐文治1909年著有《古人论文大义》（湘鄂印刷公司1920年），选录从韩愈到吴汝纶共30家107篇文论作品，为桐城文派的理论渊薮，可以称为桐城派文论选。唐文治还编著《国文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湘鄂印刷公司1920年），结合具体作品阐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是很完整的系统性很强的文论著作。此外，像陈受颐的《文学批评的发端》（1910年）、廖平《论〈诗序〉》（1913年）、刘师培《文说五则》和《文笔辞笔诗笔考》（1916年）等，都是20世纪初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论文。

20世纪初期在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的启示下，国内文学研究者的文学批评意识越来越自觉。在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文学研究者越发认识到总结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经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当时科学主义思潮对学术科学性的过分强调，一些学者否认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如茅盾《“文学批评”管见》.[1]曾说过：

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人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

这可以说是在当时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看法。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诗话、文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说是有一篇二篇坚实的大著作。……总而言之，自《文赋》起，到了最近止，中国文学的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认为中国古代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若干部略成统系的文学批评专著外，一般的诗话、文话只是不具逻辑理论色彩的鉴赏式的随谈，算不上是科学研究。不过，在文章最后，郑振铎提出“中国文学整理”的八个方面，其中有“批评文学”一类，主张用现代文学观念和科学方法整理“一般批评”“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等文学材料，建设中国的文学批评史。1926年朱光潜就提出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题。他在《中国文学上未开辟的领土》中说：

总之，我们把研究西方文学所得的教训，用来在中国文学上开辟新境，终久总会使中国文学起一大变化的。……受西方文学洗礼以后，我国文学变化之最重要的方向当为批评研究（Literary criticism），在这个方向，借助于他山之石的更要具体些，更可捉摸些。尤其重要的是把批评看作一种专门学问，中国学者本亦甚重批评。我们第一步工作应该是把诸家批评学说从书牍剳记、诗话及其它著作中摘出。如《论语》中孔子论诗、《荀子·赋篇》、《礼记·乐记》、子夏《诗序》之类，搜集起来成一种批评论文丛书，于是再研究各时代各作者对于文学见解之重要倾向如何，其影响创作如何，成一种中国文学批评史。[2]

朱光潜的这段话是颇具理论卓识，他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一方面在文学观念上应借鉴于西方，“借助于他山之石”；另一方面要努力搜集中国古代自身的文学批评材料，“研究各时代各作者的文学见解”。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所走的道路。

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在陈中凡之前有日人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年），但仅是有关诗论的若干个点的组合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纵向的面的展开。“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是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方法。早在1923年，陈中凡就发表论文《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依据莫尔顿《文学之近代的研究表》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进行宏观比较梳理。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兼采中西关于之文学义界，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然后根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把批评的派别分为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考订的、历史的、比较的、解释的、道德的、审美的、印象的、欣赏的、科学的十二类。在此种文学理论的基础上，采取纵贯方式，依时代的先后顺次将各个时代的重要文学批评家作扼要的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构架，已初具梗概。据著者自述，该书是运用归纳，推理，判断、历史四种批评方式而成的。多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论断，并时参己意，除诗文评外，还为明清的词曲评设有专节，评介了朱权《太和正音谱》、沈德符《顾曲杂言》、吕天成《曲品》、徐渭《南词叙录》等戏曲论著。虽仅7万余言，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已达90余人，简约平正，是后来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格局构架的先导。当然作为草创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材料贫乏、选择不当等缺点，朱自清指出：“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3]。但是其披荆斩棘、开山烈泽之功终不可抹煞。

郭绍虞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继陈中凡之后，郭绍虞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47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下卷。凡70余万言，规模宏大，组织周密，取材谨严，大大拓展了由陈中凡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初框架，详细描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脉络，介绍重要批评家的理论观念和文学主张，建立了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构架。尽管在郭绍虞之前已有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而且郭绍虞就是根据此书在大学中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深受陈著的启迪。但是在当时，“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浩如烟海的书籍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4]郭绍虞知难而上，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的美学、文学理论[5]。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搜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材料。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里推赞说：“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郭绍虞的批评史搜集材料空前的丰富，他广罗史书中的“文苑传”、“艺文志”、选集别集中的序跋评注、诗话词话、书牍传志等，甚至笔记、评点、论诗诗也尽力网罗。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才能使得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做到“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是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6]。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固然重在材料的搜罗和阐述，但是同时也贯穿著者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独特见解，著者的精审论断随处可见，如文笔之辨、八病之解释、以及古文家与道学家论文与道的关系等等，实现了著者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的写作主旨。在《自序》里，郭绍虞概括自己的治学特点是“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的观衢路”。然而通观郭著，他总是在宏观的基础上作微观的研究，纵衡盘连，阐幽发微，钩玄探赜，“是以自己一元的史观，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演变的形势”。郭著上卷以问题为纲，而以批评家的理论纳于问题之中。下卷以批评家为纲，以当时的问题纳入批评家的理论体系之中。而他对于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总体认识和把握，贯穿始终。上卷从古代至北宋，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花费了好几年时间。他希望从这些材料中间，使人窥出一些文学的流变。“我以为自古代以至北宋，恰恰成为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前期（至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由混而析的时期，后期（自隋唐至北宋）又成为文学观念由析而混的时期。南宋以后则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批评史的发展是“正－反－合”的波浪式的进化，从文学观念演进期到文学观念复古期，再到文学批评完成期。这是郭绍虞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脉络的总体认识。郭绍虞还注重从与文学史、社会学术思想的关系来考察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如著者认为南朝文学批评的发达是出于文学创作界极盛后的需要，北宋文道的偏胜，与当时的党争有关等等；郭著注重梳理纯文学观念从儒家“重道轻艺的见解”中解脱出来的艰难历程。受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郭绍虞注意对中国文学批评范畴的解释，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等意义模糊不清的文论术语，他都细致辨析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意义和关系。

由于注重探讨文学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等规律性问题，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采用“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便于将各个文学批评问题与整个时代的思想联系起来，也可以理清各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如上卷第二篇《周秦——文学观念演进期之一》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各家，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来说明当时哲学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关系；第六篇《北宋——文学观念复古期之二》中述及北宋文论，作者也始终注意文论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道学（理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而且还专门为道学家之文论、道学家之诗论各自单列一节具体介绍；下卷第二篇《明代》的编写则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第五篇《清代（下）——诗论》中论述性灵说时，又深刻地揭示了该派教主袁枚与颜（元）、李（塨）学派之因缘等等。这种编写体例虽然看似凌乱，却“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7]这样的编写体例，在当时得到阎简弼和朱自清^[8]的称赞。董乃斌先生评论说：“郭绍虞构筑的批评史体系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9]”

郭绍虞还有《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气说》、《儒道两家论“神”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气的辨析》、《文学观念及其含义的变迁》等文章，注重整理纷繁复杂的文论材料，厘定文论范畴的义界，梳理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早在1929年他就曾编辑《文品汇钞》（文学批评丛书，北平朴社版），辑录马荣祖《文颂》、魏谦升《二十四赋品》、司空图《诗品》、袁枚《续诗品》、顾翰《补诗品》、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江顺诒《补词品》、许奉恩《文品》等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9种。在宋诗话的辑佚校勘方面，郭绍虞取得无与伦比的成绩[10]。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走向学科独立的道路上，郭绍虞先生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基础，指引该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

1934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除了出版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外，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版）和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北京人文书店版）多种著作问世。方著固然没有标明为“批评史”，然而，正如著者在导言中说，此书“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史论并重，从纵的时间、横的空间两个向度展开材料联类引申，择取各个时代重要的有关文学批评的事件问题依次分篇叙述。以人为纲，简而有当。“作者的思想与铺张的方法都能鞭辟入里，搔着痒处，发人深省”（刘宣阁跋语），如方孝岳批评“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的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揭示“照历史上看来，凡是美的文学独立出风头的时候，多半是乱世”；剖析古代文论中批评家常常拿前代的主张作标准，来衡量后代新兴文学的“回光返照的势力”，指出“这种回光返照的势力，在我国文学潮流中，是不断的表演出来，差不多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干线”等等，的确是新意迭见。在三十年代我国的批评史研究尚未臻十分深入的时期，方孝岳认真研究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这部的著作，确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方著侧重于具体问题的论述，所以在体系构架上显得较为薄弱，内容还较为单薄，在当时的影响也相对小些。

罗根泽是20世纪著名的文史学家，在诸子学、文学史、批评史方面都取得丰富成果。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旧序》中概括自己的学术活动说：“余少好子集之学，长有述作之志。诸子百家，则作探源以辨正伪，作集注以明训诂，作传论以考行实，作学案以阐义理。历代文学，则先录文学家传记集，再作文学家列传，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类文学史，再作文学史类编，以统文学源流，先辑文学批评论集，再作文学批评史，以探批评奥蕴。”1932年春，由郭绍虞推荐，罗根泽至清华大学代讲“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编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述周秦、两汉、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1943年商务印书馆重排，增入《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为他拟编的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部分。他对编著者的成见――“意识的隐藏”，有较为自觉的认识，力图“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褊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自序》）；要求在搜求史料、叙述史料、解释史料、处理史料四个阶段祛除成见，务求存真，具有严肃的治史态度、客观的立场和科学的精神。在编写体例上，罗著创立了一种“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先博后约，由繁返简，体例缜密，编制匀称。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材料搜集整理上，颇见工夫，历来以资料丰富见称，多取材于诗话文论、文集笔记，还首次将翻译纳入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另涉及晚唐五代的诗格20余种，辨其真伪。特别是对于笔记的文学批评价值，罗根泽有着明确的认识。[11]郭绍虞在给罗根泽建国后出版《两宋文学批评史》写的“序”中说：

雨亭（按：罗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入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12]

这同样是罗根泽建国前批评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罗根泽在《学艺史的叙解方法》里说：

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可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作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立足于近现代文学观念的同时，又能正确处理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如他取“文学”界说广、狭二义后，又指出，除诗歌、小说、戏曲、美文外，还应包括辞赋、骈文乃至书札、史传等；他以西洋文学理论和批评为背景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如在绪言里他指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罗根泽认为：“中国的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因此他的《批评史》对于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创作论、形式论特别重视。例如《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为“辞令论”设了专章，《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立专章论述“文体类”，《隋唐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专论“诗的对偶及作法”，这些论题琐屑而具体，但在古代的文学理论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所以著者不厌其详地给予细致阐述。这正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里称赞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是“切实的将中国还给中国的态度”。“罗先生这部书的确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中，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力作。

朱东润30年代初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就编写过《讲义》印行，数次修改后，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当时一般人研究批评史都是详远略近，朱著则是“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自序》）。上起孔子，下迄清季陈廷焯，论及历代文学批评家凡一百数十人，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并能够根据客观的态度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如叶适、高棅、冯班、纪昀等都设有专节论述，还第一次给予小说戏曲批评以地位，设了“贯云石、周德清、乔吉”、“徐渭、藏懋循、沈德符”、“吕天成、王骥德”、“金人瑞”、“李渔”五章，论述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戏剧批评家。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里评论说：“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不阿传统，执著创格，是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主要精神。朱东润“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自序》），因此将一个个批评家列为专节加以叙述，把各家对文学各种体式的批评，合在一起慎思明辨地加以分析说明。尽管朱东润在《自序》已自觉认识到文学批评史不免带有批评的性质，难免主观，但是他还是慎重地采取客观分析的“释古”的态度，用朱自清的话来说，是“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诗文评的发展》）。朱东润还将他在武大《文哲季刊》上发表的文论专题研究文章，汇纂成《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2年），其中，对司空图、严羽、何景明、钱谦益、曾国藩的诗文理论作出精细的探悉，多为时人所未及。

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偏重于探讨文学批评的原理，在体例上稍殊于批评史。傅庚生鉴于当时批评史研究较为兴盛而“对于文学批评之原理与问题短于发抒；间有旁及之者，又不免格于体制，或则简阔其言辞，或则枘凿其篇目，不能予人以明确的概念与因依之准则”（自序），因此独创新格，撰著《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诠证古今，沟通中外”，旨在横向性地阐释文学批评的一般理论。虽为横的论述，但对于渊源所自、影响所及，也连带论述。上篇四章，分别为“文学之义界”、“文学批评之义界”、“创作与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略”。中篇本论，包括“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下篇是“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通论》以阐发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为主体，同时借鉴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以发明传统理论。其中以引述西方心理学理论为最多。如引述古代文论家对悲观文学的重视后，依据近代“文学为苦闷的象征”的原理给予解释；解释“比兴”说：“诗有比兴之义，比者藉联想作用以将彼喻此也，兴则系藉创造的想象以融物态而起人情者也。”并引古代之比兴论以实之；解释刘勰的风骨论说：“综览刘氏之论，以为抒摅者情思，而形之于文者风，犹今之云感情、思想咸为文学之元素，又须藉联想作用以形之也；以为铺陈者辞藻，而持其纲者骨，犹今之云形式亦为文学元素之一，又须藉分想作用以饬之也。”论创作可分为直觉的与反省的两种时，分别举刘勰《文心雕龙》中《神思篇》和《通变篇》的构思论给以说明；依据现代文论中思想和情感的关系论来评析古代文论中的相应论断，批评载道与尚用说，“皆遮蔽文学之翳障”。傅庚生认为文学批评有些理论是因文体和时地不同而各异，也有些理论是“通华夷而莫谬”的。“夫生今之时，仍墨守古今文学相沿之成规，不旁察中外文化交融之反应，则止可以因袭与守阙，必不能为谋承先与启后，所谓闭户不可造车也；然若必艳羡外族文化既成之果，蔑视本国文学已种之因，则只宜于介绍与摹仿，亦不足语于融会与创作，所谓抽刀不能断水也。”他既主张融会中外，又强调发扬民族文学理论的传统，通过阐释，使之适应于现代。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不论从编写体制还是理论立场上看，都是一部较为独特的著作。

朱自清虽然没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是他在批评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同样是不可抹煞的。朱自清的《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诗文评发展》和《诗言志辨·序》等文章，精审明辩地评析了当时出版的几部批评史著作的是非得失，大到整个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小到具体的观点材料，朱自清从现代学术立场给予深刻精到的阐发，如他揭示“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13]；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应“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将中国还给中国，一个时代还给一个时代”[14]，这些论断现在看来依然不失其深刻透辟之处。朱自清《中国文评流别述略》着眼于诗文评专著和诗文评选本，横剖地把中国文评分为论比兴、论教化、论兴趣、论渊源、论体性、论字句等几大类[15]。朱自清受过英美语义学派的影响，注重术语范畴的科学性。他的《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就是用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的方法，仔细谨严地考辨中国古代“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条诗论范畴的史的发展，根据四个词句在各个时代的各种重要用例来解释它们的本义和变义、源头和流派。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里强调对文论范畴（“批评的意念”）的具体研究，说：

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集中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

《诗言志辨》正是朱自清研究文论范畴的坚实成果，至今依然为研究批评史者所参考，其范畴研究的方式对后来的批评史研究依然不失启迪意义。

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学术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1927年陈中凡的第一部著作起，经过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傅庚生、朱自清等一大批学者的辛勤努力，不断开拓，已开辟出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地，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观念、范畴概念和思维方法，取得了自身的学科属性；在自身学科建设的同时，紧密靠近现代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个方向，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又鼎足而三的学术格局。其中，郭绍虞，朱东润等人早年驻足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性研究，为该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