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文学史上最好笑的事就是鲁迅的天真，他以为文艺能唤醒民众。于是拼命地写，开始是写论文，什么《摩罗诗力说》之类，从理论上来呼吁，可是似乎没多少人懂；接着写小说，什么《呐喊》、《彷徨》。也许还是太隐晦了的原因罢，终于改写杂文，接着就被一干人谥为谩骂者，以骂人而著称了。这真是自取其辱？我想鲁迅他老人家不会不知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的道理，民众的眼光从古以来是一直盯着贵族阔老的，他们提倡的东西，大家才会追慕，古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为了迎合上意，那是性命也可以不要的。谁去看一个文人的破文章呢？可是鲁迅仍如此，我想不通，只有好笑。

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民族的贵族们有好传统的时候，国家肯定还是不错的。譬如说打仗，有一段时间老打败，就说老百姓不爱国，不肯尽力。可是古人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把责任全部自揽了，保卫家园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差劲到竟要赦刑徒去御敌，那多半已离自身灭亡不远，纣王和秦二世就是例子。又比如说断案，有几次，犯了罪的官员们在法庭上哀求党和人民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其实人民哪有给他机会的权力），而以前的君主们则对卿大夫说“子大夫自有罪耳，吾遇子有礼矣”，卿大夫们也就不再讨价还价，“北乡自刭”算了。以“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保全了贵族的脸面，反正是怎么也不能跟一般小民那样，无耻地腆忍求生，给朝廷蒙羞的。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学者们的理智的劝谏为何会被愚顽的欢呼所掩盖了，因为这其中有领袖和伟人们在说话，他们“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之魂。

倘若伟人们的能力普及四海，那么学者们就只有沉默了，不然他会成为人民的死敌。如果伟人们忙于别的更重要的事，懒的理他，他倒是可以叫嚣一阵，可是仍会有别的闲人来骂他，他一急，便也开始以谩骂回敬了，接着他就顺理成章被谥为谩骂者。

唐朝中期，一个叫李贺的家伙也想磨刀霍霍，投笔从戎了，他倒是知道，剑比诗要有用得多。虽然他并无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