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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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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记忆与一部电影的文献价值

(2009-04-21 23:09:22)
标签:

娱乐

 

王泰白

    这是根植在汉语世界里永恒的痛,当南京和大屠杀作为两个词语被结构在一个信息交换的场合,时间会自动倒退,回到1937年寒冷的冬天,回到一条大江萧索的岸边。

    《南京!南京!》把历史文献变成了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不管是作为送给一个国家的礼物还是作为想像系统的一个新成员,陆川的新片都在提示电影的另外一种功能性,它不只是工作了一天的人用来消磨时间的机器,它可以摆脱无聊、堕落的形象,而成为现实世界意义阐释的重要工具。

    1937年冬天的残暴在银幕上变得非常具体,一个人死亡前的眼神、黑白影像里废墟一般的城市、一绺头发、一具女人被摧毁的身体、一颗子弹的啸叫,如果丧失了这些历历在目的细节,对历史的重新再现将会浪费多少口舌,也正是通过这些影像,历史越过时间的樊篱进入现在的面貌,在政客、民族主义者、历史学家和电影工作者之间调动不同的权力形成争吵,让思想的窃窃私语在个人具体的头脑和公开的社会活动中继续生产意义。

    历史是大量艺术作品的灵感和创作来源,但是历史不能只是轶事(《色戒》)、故事演义(《赤壁》、《七剑》),它还必须提供可靠性,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地缘政治、国民塑造,历史的选择性呈现必不可少。我们需要《南京!南京!》的传播来组织我们的记忆,我们需要更多的转述、更多的艺术形式来强迫历史不断返回现场,在一个健康、进步、人性的社会中,重新讲述历史的欲望代表了一个国家和社会自我反省的能力,可惜在一个充分娱乐的形式主义社会里,反省和批判经常沦为物质繁荣的点缀。

   《南京!南京!》的意义并不是要制造仇恨,并不是要在两个民族之间燃烧狭隘的歧见,历史的暴行不远万里重新走进现场要求我们思考的是战争的罪恶和根源,何况时间不管多么伟大,那些暴行都是渺小的人类犯下的,人类良知的底线不仅仅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被冒犯,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被严重冒犯。

    占领了政治正确性的高地,《南京!南京!》的行销实际已经成功了大半,但是脱离了历史语境,作为一个电影艺术文本,《南京!南京!》有些时候忘记了节制的魅力。电影的结局男主角角川饮弹自尽,电影从他开始也准备从他结束,之后小豆子和老赵大段的写意镜头非常没有必要,至少没有必要那么长,人性的沉痛会因为这种过于光明的渲染而变得粗浅起来。

    一场模仿痕迹严重的城市阵地战过后,被占领了的南京节奏放缓,所有随鼓声行进的叙事都紧凑利落,但是鼓声一停,《南京!南京!》讲故事的方式就不算高明了,情节的演化并不是层层递进的,而是通过人类暴行不断的堆积来释放观众的泪水。

   《南京!南京!》逻辑演化的松弛和无力其实也体现在了男主角日本兵角川的觉醒方式上,一个国家写给另一个国家悔过书是由一个害羞、不善言语的日本兵来执笔的,良知的归来起源于一个男人的处子情节和他的怀乡病,就是说善的果实是扎根于一种非常不可靠的逻辑基础上,并且这种刻意的逻辑寻求反而阻断了良知的直接抵达,面对如此残暴的行径,人性善恶的战斗没有必要以多愁善感的方式婉转完成。

    对角川内在视角的过度依赖,使《南京!南京!》削弱了对所有罹难者的内在刻画和描述,可耻的暴行之下肉体的恐惧和精神上的黑暗显得强度不够。当然演员配置的不合理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日方演员的表演普遍上乘、精到,而中方演员良莠不齐。高圆圆可能永远学不会如何利用自己身体的内在能量来演戏,而范伟像是还处于排练状态一直在思考该怎么演好这场戏,庆幸的是,刘烨终于证明了自己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的。       (见2009年3月22日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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