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影《第二十条》想到的

2024年2月17日，我带着孙女濛濛走进吉林剧场放映厅，看了热映的电影《第二十条》。

我的思绪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起伏着......

《第二十条》电影讲什么？简言之，讲了三个问题：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是防卫过当？什么是故意伤人？他是通过三个案件来表现的。而这三个案件都与检察官韩明（雷佳音饰）有关系。

主线案件。讲述了一个非法催债导致的反杀案，被害人一家因欠债遭受了严重的虐待和威胁，最终导致丈夫在绝望中拿起剪刀刺伤了施暴者，结果施暴者因伤势过重死亡。

辅线案件之一。韩明的儿子因制止校园霸凌而意外打伤了教导主任的儿子，面临治安立案的风险。

辅线案件之二。韩明曾办理过的一个公交司机案件，司机为制止流氓调戏乘客而大打出手，被判故意伤害，在争取翻案的过程中意外身亡。

韩明在处理这些案件时，面临着来自同事和社会的压力和挑战。他原本坚持法律精英主义，但随着案件的深入，他开始思考法律真正的意义，并最终得出了结论：

法律应该让犯罪者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不是让受害者承受更大的代价。影片通过这些案件，探讨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争议，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进步和正义的呼唤。 

影片女主角吕玲玲（高叶饰）说：“所有正确的事都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感谢导演张艺谋和他的演职团队，敢于触碰社会敏感问题，拍出如此高水准的影片。

见义勇为是中华优秀传统，这方面的平民英雄很多。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见义勇为者在减少。与此同时，黑恶势力的恣意妄为，更使弱者深受其害。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法律的缺憾不无关系。

当有人意外倒在你面前的时候，“扶不扶”，看似简单的一种现象，然而，始终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以此为主题的小品，2014、2015连续两年，出现在央视春晚。1996年末，我就遇到类似的一个新闻事件。我采写的调查附记《难道我救人救错了吗？》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时隔28年之后，对照影片《第二十条》，我觉得此事仍具有新闻价值，属于一则“非易碎” 新闻。

  1996年12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正在家里拖地，突然手机铃声响起：“请问，您是常记者吗？我是某某的朋友，向您反映一件事：船营四校的于老师救人，反遭到被救者和家人的殴打。于老师想通过媒体讨个说法。”听到这里，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社会新闻。当时，我仔细地询问了事件发生的有关细节，告诉对方，尽快向报社领导反映。第二天上午，部里例会报选题，我将于老师的情况讲出来。部主任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价值的线索，随即，让我带领一名毕业不久的新记者前去调查，写出调查附记。

连续几天，我们先后来到船营四小、船营公安分局北山派出所、船营交警大队交通事故科等单位调查，结果证明与老师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在调查附记中，记者对此事做了客观、公正地披露。

10月27日晚5：30分，郝军（伤者）是在酒后倒在船营四小操场南侧的排水沟旁的。他的儿子看见爸爸摔倒，吓得哭起来。因动迁暂住在四校院内的于老师循着哭声走来，看见一个男人躺在水沟旁，已经休克，近旁的男孩满脸是血，不停地哭，旁边还有一辆摔坏的自行车。

见此情景，于老师叫来学校工友鞠万福和她的爱人韩国泰，让他俩推着一辆三轮车将郝军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于老师留下询问男孩家人地址，将他送到姥姥家后，也赶到那家医院。

在此前，郝军在去医院途中苏醒，但行走不便。到医院后，老韩发现自己没带钱，立即拿出自己的驾驶证对医生说：“我把驾驶证押在这，你先给他看病，等他家属来再挂号。”没有想到，郝军一把抢过驾驶证，指着老韩说；“一定是你开车把我撞了！”老韩见他满脸是血，没有与其争执，到医院外去等郝军的家属。正在这时，郝军的朋友孟晓光等人闻讯赶到，当知道是老韩将郝军送到医院时，竟误认为是老韩开车将郝军撞伤。老韩解释无效，孟将老韩打伤。

此情此景，被匆匆赶来的于老师看到，气愤地上前质问：“他是做好事，你们怎么还打他呢？！”话音刚落，一个矮个子不由分说地朝于老师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致使于老师头、脸部多处受伤住院治疗，医疗费已花2000多元。对此，于老师非常气愤地说：“我救人，竟遭殴打，难道我救人救错了吗？”

当我们将调查附记交给部主任后，他们找到分管总编，决定以此事为线索，放在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下，组织一次战役性报道。通过这组报道，回答人们早已感到而又未提出来的问题：好人难当——当好人吃亏——好人不得好报——好人还要不要当。报社编委会决定：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发与老师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附记，被为此加了按语。接着，在“社会生活”版和“群众之声”版开展一场“当好人吃亏吗？”的大讨论，以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大讨论历时一个多月，连续发了6快版，共发稿件50余篇。声势之大，参与人之多，是报社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

在这个过程中，醉酒伤者郝军正式向于老师道歉。

由我执笔完成的调查附记《难道我救人救错了吗？》，被评为1996年度吉林省好新闻一等奖。这是我记者生涯中获得专业奖项中最高的奖级。

诚然，我当时的举动属于职业行为，仅是从社会舆论和道德层面，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声援。这是记者的良知和职业道德。而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让犯罪者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不是让受害者承受更大的代价，需要严密的法律，严格地执法。

近日，我上网查阅了与正当防卫有关的真实案例。在审判案件中如何界定正当防卫？如何界定防卫过当？如何界定故意伤人？在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