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总有成千上万名游客去澳大利亚北部的“艾雅斯巨石”观光。这块从荒芜的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周长5英里、高1600英尺的巨大红色岩石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游之地，当地土著人将其视为圣地。然而，游人们不知道的是，那里曾发生过一起澳大利亚在32年来最离奇、最受关注的婴儿死亡谜案。直到2012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案子才尘埃落定。1988年，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还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小说——最著名的就是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黑暗中的呐喊》。

​1、野狗叼婴

1980年8月17日，就像无数的朝拜者一样，来自昆士兰州的一对年轻夫妇林迪·张伯伦和迈克尔·张伯伦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开车来到艾雅斯巨石旅游。孩子们中，他们的长子是6岁的艾丹，还有4岁的里根和9个星期大的妹妹阿扎莉娅。他们整个白天都在游览巨石。

随着黑夜的降临，他们开始在野地里生火准备晚餐。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在他们的黄绿色帐篷中熟睡。张伯伦夫妻忙活着，艾丹在他们身旁帮忙。

​晚上8点钟左右，迈克尔突然听到一种叫声，林迪立刻跑过去查看他们的孩子。她看到一条澳洲野狗从孩子们的帐篷的口盖中退了出来，边走边摇着头，好像口里还叼着什么东西，然后它就像幽灵一样消失在黑夜之中。虽然澳洲野狗在艾雅斯巨石附近并不罕见，但是，它们通常只在营地的周边游荡，寻找食物，很少去打扰游客。

林迪爬进帐篷，她看见里根仍然在他的床上熟睡。在他的旁边，阿扎莉娅的摇篮向一边微微倾斜，被子也被弄歪了。摇篮里面是空的。林迪惊慌失措地从帐篷中跑了出来，大叫：“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

​几分钟之后，整个营地都乱作一团。公园管理人员对附近地区展开搜查，手电筒的光柱不断划过黑暗的荒漠。有宿营者证实，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在营地附近的确出现过野狗。他们还在张伯伦家的帐篷周围指出了野狗的足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张伯伦一家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天亮了，但是阿扎莉娅仍然不见踪影。

数天后，很明显，阿扎莉娅已经不可能被活着找到了。张伯伦一家开着他们的黄色托拉那舱盖式汽车，回到了他们位于500英里之遥的昆士兰州伊萨山的矿山小镇的家中。

2、噩梦来临

几天过去了，一个电视节目开始报道这起婴儿失踪案件，有人在离营地2.5英里的地方的一个已知的野狗窝旁边发现了一堆婴儿的衣物：一件沾满血迹和尘土、被撕破了的连衫裤以及一件衬衣和一双毛线鞋。这些都被确认为阿扎莉娅在她失踪的那天晚上所穿的衣物。只有她所穿的一件柠檬色边缘的短外衣没有被找到。在电视节目中，一名警官赤着手拿着那些衣物，把它们举到摄像机镜头前面，向人们展示在连衫裤和衬衣领口上发现的血迹。然而，当地警方在证据处理方面却丝毫没有什么进展。

这时，公共舆论却已经开始对张伯伦夫妇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许多人都觉得“野狗盗窃婴儿”的说法太怪诞了，以至于难以接受。警察也对张伯伦夫妇的说法深感怀疑。这个婴儿的衣物看上去不对劲：为什么这些衣物没有被撕成碎片？那件外衣到哪里去了？一只野狗怎么可能叼走一个10磅重的婴儿？为什么没有找到任何遗骸？种种质疑接踵而至。

一名犬类专家为以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他说野狗从来不储藏食物。它们在找到食物之后就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包括小型哺乳动物的皮毛，甚至鸟类的羽毛都会被吃掉。婴儿的重量对于成年野狗来说也不成问题。有众多的记录显示，野狗曾经叼走过一只重达25磅的沙袋鼠。

但是，以上这些解释丝毫不能够缓解媒体对张伯伦夫妇的敌意。

​在悲剧发生之后，林迪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哭哭啼啼地表现她的悲痛心情，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沉着镇定的态度。这与媒体有关一位痛失孩子的母亲应该如何表现的成见格格不入。公共舆论很快就被媒体这种敌视的态度所左右。

1980年12月15日，陪审团调查开始听取科学证言。法医牙科专家肯尼思·布朗博士曾经对野狗开展过一系列试验。他认为阿扎莉娅的连衫裤上的那些洞不是由野狗牙齿所造成的，而更像是剪刀或者刀子所造成的。在一次试验中，他将一块肉包裹在一个婴儿连衫裤中扔进野狗圈。当饥饿的野狗撕咬这一包裹时，它们在连衫裤上留下了不规则的牙痕。这些牙痕与在艾雅斯巨石附近发现的衣物上的那些痕迹完全不同。

验尸官丹尼斯·巴里特同意在电视上公布其调查结果，他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否定了警方草率提供的大多数科学证据，并指出张伯伦夫妇对这起死亡事故不负有任何责任。随后，林迪和迈克尔·张伯伦离开了法庭。

3、生死一线

在对该案的陪审团调查遭到惨败之后，肯尼思·布朗向北部地区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布第一次陪审团调查的结果无效并且重新审理该案。这一申请得到批准。于是，1981年12月14日，对该案的第二次陪审团调查开始了。

感到自己的名声受到了损害的肯尼思·布朗博士带着阿扎莉娅的衣物飞到了英国。在那里，他将这些衣物交给自己的老师——伦敦医院附属医学院教授、国际领先的病理学家詹姆斯·卡梅伦进行检验。经过分析，描述了他对其所收到的衣物和一个野狗头骨所作的一系列试验。

在给一名与阿扎莉娅大小和体重相似的儿童穿上连衫裤之后，卡梅伦发现自己很难相信这个孩子的身上有足够的裸露的皮肤使野狗能够咬住她的脖子而同时又不会对连衫裤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坏。他认为这件连衫裤颈部所受到的损坏“是由诸如剪子或刀之类的切割工具所造成的。但是，经过更为仔细的检查，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由剪子所造成的”。由于衣物上缺乏血迹、唾液和人体组织，他倾向于认为阿扎莉娅之死是由人而不是狗所造成的。

​与此同时，布朗还邀请了悉尼健康委员会的法医生物学家乔伊·库尔参加本案调查分析。库尔重点调查了张柏林夫妇的那辆黄色托拉那汽车。

按照库尔的分析，库尔认为这辆车的前座附近到处都是血迹：在前座的托座、栓孔和折页上，在地毯上以及在两个前座之间座椅板的一个口袋中所发现的一把指甲剪刀上都沾有血迹。她还在迈克尔-张伯伦照相机包的拉链上也发现了微量的血迹，而调查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个照相机包曾经被用来运送被谋杀的阿扎莉娅的尸体。

最致命的是，库尔在司机座位前的搁脚空间上方的顶棚上发现了看上去是从动脉中喷溅出的血液的证据。这意味着阿扎莉娅是在仍然喷溅着鲜血的时候被塞在仪表板下面的。当听证重新开始的时候，库尔带着她的一大堆最新测试结果回到了法庭。她发现了更多婴儿的血迹，这次是在那个照相机包中发现的。

​1982年10月29日，两位被告均被认定有罪。林迪·张伯伦在失去了女儿之后又失去了自由：终身监禁。而对她的丈夫的量刑则轻得令人吃惊：他被判处18个月的缓刑，并在缴纳了500澳元的“良好表现”保证金后获释。

在没有尸体、没有凶器、没有犯罪动机，在一大堆的科学家证言的情况下，北部地区法院就将林迪·张伯伦关进了监狱中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并且希望再也不会有人提到有关野狗婴儿的案件了。

4、动物实验

终于，辩护方已经准备开始反击了。一所不知名实验室的分析员所带领的一些为数不多的张伯伦夫妇的支持者们坚信张伯伦夫妇无罪。他们中没有法医学名家泰斗，他们只是一群决心将这一谜案查个水落石出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家。

新南威尔士州一家食品公司的雇员莱斯·史密斯只是获得过一个应用科学的学位，但基于自己的学识，他对林迪所受到的有罪判决深感质疑。他的两位同行——罗兰·伯尼特博士和肯·查普曼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们在其分别所研究的微生物学和化学领域都是资深的科学家。

首先，令他们不安的是公诉方的证人反复强调的一个说法，即犬类的牙齿只会撕裂而不会切割纺织品。作为辩护方的莱斯·史密斯对此并不是那么肯定。他用自己的宠物狗——一只名叫苏茜的科里牧羊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测试这一论点的真实性，并且邀请伯尼特和查普曼作为观察者并指导他拍照以及撰写书面报告。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史密斯不断向苏茜投喂包裹在毛巾布内的肉块，并且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实验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有时苏茜的牙齿会撕裂这块布，有时它会很干净利落地咬穿织物，从而在其上面留下那些让公诉方的科学家认定林迪有罪的清晰的切割口。尽管史密斯作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始终无法用剪刀制造同样的破损。

1984年9月，史密斯被允许接触阿扎莉娅的连衫裤。连衫裤上的破损处与他用狗所作试验中那块织物上的破损是如此相似，史密斯不明白为何公诉方的专家会声称连衫裤的破损是剪刀造成的。

接着，史密斯将注意力转向了从阿扎莉娅衣服上找到的、现在仍然被保存在两个玻璃片之间的动物毛发。维多利亚自然保护部的汉斯·布伦纳曾经与别人合著过一本名为《哺乳动物毛发鉴定》的教科书。史密斯使用显微镜对取自那件连衫裤的两个样本进行检查，发现了6根犬类的毛、2根人类毛发和1根无法确认的纤维。布伦纳说，毫无疑问，那些犬类的毛来自澳洲野狗。

5、血迹鉴定

对于车上的血迹，史密斯检查了40辆与张伯伦夫妇的汽车型号相同的汽车。 其中，至少有5辆车在其搁脚空间的顶棚上显示几乎相同的喷射状痕迹。公诉方的科学家曾认为的血液喷射造成的那些痕迹，实际上是用高压注入车轮拱罩的消音材料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从汽车底板上的一个很小的排水孔喷到了搁脚空间上方的顶棚上。对喷射到车轮拱罩和底板上的喷涂材料的化学分析显示，这是通用汽车公司在其“霍尔敦”牌汽车上所使用的一种名叫“杜菲克斯hn1081”的充满沙子的消音材料。这5辆汽车以及张伯伦家的那辆车都显示了相同的喷射角度，并且都有相同的排水孔。那些消音材料就是通过这个排水孔喷射到汽车顶棚上的。

​澳大利亚农业部的实验室技术员朱莉·弗赖伊也无法理解库尔如何能够仅仅根据邻位联甲苯胺测试的微弱反应就得出在样品中存在人血的结论。弗赖伊认为，这种测试，尤其是像库尔那样在不可见的痕迹上所进行的测试，只能揭示过氧化物酶反应。除了血液之外，奶或蔬菜等很多物质都会发生这种反应。如果不作进一步测试，根本就不能得出样品里存在人血的结论。

6、有力证据

1986年5月，纽卡斯尔大学生物科学系主任巴里·贝彻教授来到张伯伦夫妇所住的伊萨山，那是一座银、铅和铜矿山。采矿所造成的粉尘颗粒形成了一堆高达数百英尺、覆盖其附近小镇的半永久性的灰色烟雾。在他的报告中，生物化学家鲍勃·霍斯坎博士得出结论说，库尔的试验之所以会产生普遍的过氧化物酶反应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张伯伦家的汽车上覆盖着一层含有铜金属的细微颗粒。

贝彻教授使用邻位联甲苯胺试剂对该地区进行了一些随机的测试。他测试了一把房门的钥匙、一辆汽车的门把、一辆面包车、一粒来自伊萨山矿井停车场的石子、一块刚刚擦洗过停放在伊萨山的汽车的油鞣革以及取自路边的尘土样本。每个样本都立即产生了与血液反应相同的阳性反应。且不说其他证据，仅这些测试结果就足以使人们对林迪·张伯伦的有罪判决产生严重的怀疑，因为针对林迪的最致命的证据就是车中的那些据说是血液的痕迹。

在此之前，另一项具有戏剧性的发现已经使林迪·张伯伦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那件失踪的外衣被找到了。1986年2月2日，外衣被一名在艾雅斯巨石参观的游客发现。当时，它被部分掩埋在离阿扎莉娅的其他衣物被发现的地点仅两码远的沙土之中。林迪·张伯伦一直坚称阿扎莉娅失踪时就穿着这件小夹克外衣。当时，很少有人相信她的这一说法。现在，这件衣服被发现了。

在强有力的科学证据下，1986年2月，北部地方政府释放了林迪并宣布即将对此事开展调查。签署这一命令的官员在命令后面附加了以下这一段奇怪的话：“虽然对张伯伦夫人的减刑通常是以其释放后的良好表现为条件的，但是，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我都不准备再次将其收监入狱。”

1986年5月，由特雷弗·莫林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开始对该案展开调查。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委员会断断续续地召开了很多次听证会，在很多地方开展了调查，并且听取了很多证人的证言。

在维多利亚法医实验室，法医生物学家托尼·雷蒙德使用了一种能够探测到极微量陈旧血迹的敏感度极高的试剂。由于血液中的血红素极为稳定，如果这些样品在1981年的血迹测试中呈阳性的话，那么，它们现在仍然应该呈阳性。他的测试结果令人震惊。雷蒙德在张伯伦夫妇的车中没有探测到一丝半毫的血迹。后来人们得知，他并不是第一个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很多年之前，其他科学家也对该车进行过血迹测试，并且也得出了阴性的结果。

7、重新调查

科学本来应该成为人们权利的一种保障，一座保护人们免受情绪化和偏执这两种危险的坚强堡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却将仇恨的火焰越煽越旺。而林迪·张伯伦所遭受的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法医学陷害。如今，公诉方的证据大厦轰然倒塌。科学曾将林迪·张伯伦送进监狱。现在，科学又使她重获自由。

就在1998年4月，关于野狗不会攻击婴儿的神话也被击得粉碎。当时，一位名叫凯西·罗尔斯的13个月大的婴儿正与她的家人在离昆士兰州海岸不远的弗雷泽岛露营。一只野狗攻击了她并试图将其拖走。幸亏凯西的父亲艾伦·罗尔斯采取了及时的行动才避免了另一场悲剧的发生。当时，艾伦向野狗猛奔过去，迫使它放下孩子落荒而逃。

​在1988年5月22日提交的报告中，莫林对造成这起冤案的所有责任人，包括警察、公园管理人员、所谓的动物专家以及行为不轨的公诉人员都予以了严厉的谴责。最终在1992年，达尔文刑事上诉法院判定张伯伦夫妇获得130万澳元的赔偿金。

2012年6月12日，这起案子终于得到了官方的定论，即阿扎里亚死于澳洲野狗。

（作者：秦阳，原文刊登于《法律与生活》，特别声明除标注“原创”之外，其他文章资料部分来源于各类报刊杂志及天涯、豆瓣、果壳、台湾论坛等网站，摘录仅供阅读探讨，不代表悬疑志同意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