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伫立在天山商场前，看着图书馆坐落在即将融化的夕阳下面，想起过去，想起那个曾经带给过我无比快乐的时代。

    7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克拉玛依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规划，除了低矮的平房一排一排有序地站着队列。只有天山商场、东方红商场、准噶尔商场周围，才有几条铺了沥青的马路（柏油路）。上下道，当年车也没见多少，稀罕地驶过一两辆北京吉普，也是油田领导的座驾，偶尔见到一辆伏尔加，我们都会追着在后面哄着、嚷着、不累似的撵出好一段路去。窄窄的马路两边，种着高高齐齐的钻天杨和矮矮阔阔的榆树，不像现在树种很多，养起来很费事。

    油田有三家国营的电影院：友谊馆、工人俱乐部和人民电影院。

    那时候，人民电影院就在如今克拉玛依图书馆的新址上。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最奢侈的娱乐。放学后，我们除了打三角（烟盒折叠成三角，两人玩，一个摆在地上，一个论在手上去抽，抽翻了就算赢了）、打嘎嘎，学着女孩踢毽子、踢沙包和跳皮筋，几乎再没什么玩的。

    父母亲所在单位经常会发两张电影票，家里孩子多，都闹着要去，作为长子，我总是把票让给弟妹，也总是叮嘱他们，把看完后撕过的电影票带回来，千万别扔掉。那时候人民电影院的票印得过于简单，票是横向的，两头对称着用虚线划着某排某号，只有友谊馆和工人俱乐部的票是竖着的，顶端印着副券，也有一道虚线。

    要不总说人是逼着才变聪明的。

    我们几个伙伴开头就琢磨着把用过的票收起来，等电影散场后，快速跑进场，捡别人丢下的票，再盯着工作人员把撕下的票根倒掉，我们一把一把地往兜里塞。回到家，摊在床上，按相同的座位和相同的颜色（每一场的区分就是红、黄、蓝、绿四种）捡分出来。虽然每次都捡回来不少，但是能对上的却是少之又少。不是座位对不上，就是颜色对不上。即使这样，还是能挑出几张来。我们用刀片把票的两头轻轻刮薄，涂匀胶水，然后覆上一张纸，用一块圆滑的石头，在上面来回碾，直到严丝了，再举起，在阳光下透视地观察一阵，感觉与原始的一模一样了，才拿出备好的一本书（通常都是《毛选》一类厚实的），翻开夹进去，以备在合适的场次拿出来用。

    开始几次很灵，到门口握住票的一头，就算检票员让你放手，他也看不出破绽，“刺啦”一声，我们就混进去了。

    影院里都是最简单的木质座椅，每次都坐的满满当当，不剩一个空位。我和几个混进去的伙伴在场灯熄灭前，都在影幕后躲着，直到铃声响过三遍，场灯完全熄灭了，我们才悄悄地溜下来，或挨着座位蹲着，或倚着墙根站着。一场下来，腰酸腿疼的。好在当时只要是检票进去的，即使没有位置，工作人员也不会往外撵。也遇到几次被工作人员提溜着要往外拽，都被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主任劝住了：算了吧，都是些孩子……如此，便少有人往外轰我们了。

    那时候放的都是样板戏，正片前总会放些过时的《新闻简报》，也有放战争片，除了国产的就属阿尔巴尼亚的多。记得当时流传着一个嘴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闹……记得有一次学校包场，放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事先老师让我们都备着一方手帕，没想到电影中途，影院里已经哭成一片。我不记得我哭了没哭，到现在我只记得里面的女主角叫花妮，她迎着我，在料峭的风中对我轻轻呢喃：买花吗？你买花吗？

    毕竟小，我不明白当时人们为什么都哭，许是阶级命运相同吧，现在的人就缺乏同情，就缺乏理解和关爱。过去的人泪腺发达，现在的人冷漠过重。

    ……如此以往，几乎油城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做假票了。每场电影都坐满了站满了，尽管屋顶上几台大风扇不停地吹，还是感觉到了热度和湿度，还是感觉到了阵阵刺鼻的酸味。

    管理影院的领导也着急了，他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除了加强验票（尤其对孩子更仔细），撕下的票根集中引燃销毁。好长一段时期，我们没法再做假票，只好拿出父母平常给我们的零花钱去“打游击”（即站在人们即将经过的电影院路上，问：叔叔阿姨，有多票吗？），哈，仔细一想，还真有点花妮的味道呢。

    过了几十年，我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怀旧，尤其是电视里重播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我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有时还眼角含着泪，完完全全把它看完。

 

 

                                                                         201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