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惊梦/文

芒果台正在播出的《春天花会开》，为民歌在晚会之外，开辟了一条来之不易的曝光渠道。而在节目之外，一场关于“何为新时代的民歌”，“民歌应该如何传承”的争论也悄然展开，这对于许久未曾处于舆论话题中心的民歌而言，被讨论被关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充满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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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尖锐的观点直指《春天花会开》大有“霸凌”民歌之嫌，核心论点便是“使用普通话，照着谱面音符的固定音高来演唱不算是民歌”，最多只是“部分使用民歌元素的流行竞唱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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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不能说没道理，但也可以嗅到只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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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春天花会开》确实存在着不足之处，譬如缺乏将民歌与观众联结起来的共情基础。为何同样是芒果台搞的港乐音综《声生不息》还未播出热度便已经扶摇直上，其实这就是由香港乐坛黄金岁月这一共情基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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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乐之所以到如今依旧存有市场，与整整一两代人共同记忆有关，这个广阔的共情基础，包括了香港辉煌的影视娱乐时代。伴随着这个黄金时代的，是许多人的青春岁月，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些港乐里找到承载的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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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天花会开》的困境也在于此，尽管芒果已经很努力，但民歌缺乏共情基础的先天不足难以克服，不管是地域的共情、时代的共情、或者是特定事件的共情，都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方言固然承载了民歌最醇正的味道，但如果要放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语言的隔阂又是无法回避的。回想历年《歌手》里的外籍歌手，总是会千方百计地学习中文歌曲来竞演，其中的缘由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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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歌未来的道路，普遍存在两种观点。一类观点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承很重要,尤其要重视原汁原味的传承，不能光顾着迎合；另一类观点是，传统文化要“传”也要“创”，唯有在前进中不断创新才能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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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民歌的未来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建立起非物质文化资料库，将纯粹原生态的民歌保留记录；也要根据时代发展与现实需要，在不破坏它原本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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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设想并非痴人说梦，1959年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的小提琴协奏曲，正是“洋为中用”的成功典范。它创造了“题材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而音乐语汇又是全世界所通用的交响乐语汇，得到了西方文化接纳”的深远影响。但是你能说，因为用了西洋乐器，所以《梁祝》就不是民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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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取得的巨大成功，又反哺了大家对于越剧《梁祝》的关注，并使得这支越剧的经典之作得以更加重视与保存。两者之间共存共荣的关系，不正是现在新民歌值得借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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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民歌不能只是活在书本里，活在博物馆里。在《春天花会开》里，华晨宇被问及记忆中童谣时的回答，就已经反映了许多问题，“我小时候的童谣，都是音乐课本上教的那些”。这些原本是口口相传，反映真实生活的歌谣，悄然从生活中消失，只留存在音乐课本上。如果有一天，连音乐课本上都不见这些民歌的踪迹，我们又去哪里寻觅那些曾经记录生动日常生活的民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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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声入人心》刚开播时，关于国内音乐剧演员生存状况的话题一度引发不小的关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曾透露，像阿云嘎这样成熟而且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演出一场音乐剧的收入也就八百一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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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歌歌手的生存环境显然比音乐剧演员更挣扎，在第二届西南民歌展演上，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选手王靖文就表示，整个声乐系最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最终选择了民歌专业，更多人还是选择了流行与美声。匮乏的曝光机会，狭窄的就业前景，使得民歌的社会空间更加有限，如果没有全方位可持续的投入，民歌又能够怎么维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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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拉长时间维度来思考问题，往往会对同一事物得到不同的结论。对于芒果台在疫情叠加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依旧有勇气来做这样一档看起来不讨巧的类型综艺，无论短期的收视结果是喜是忧，无论最终对于新民歌的推动是大是小，它对于民歌民族音乐的追求与思考，已经是足以让人瑞思拜。每一次的先锋实验，每一次的边界拓展，都毫无疑问伴随着艰难与争议。但不断试错的过程，本身就是具有意义与价值，比起“想”来，投身于实际的“做”，是当下推广民歌音乐更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