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马的杜甫与杜诗中“马”的形象

文/乐云

    杜甫素喜咏马，好藉马抒怀。在其一千四百诗作中，留下诸多咏马的名篇，如《房兵曹胡马》、《高都护骢马行》、《瘦马行》[1]等等，而其诗句中“马”更是频繁出现，真有一幅万马齐跃的气势。对此，前人论述颇丰，大多认为杜甫以马自况，在马身上寄托其人生理想和追求。但事实上，这远远没有反映出杜诗中“马”这一意象的复杂性、变化性，注意到这一点是陈贻焮，他在其《杜甫评传》[2]便有独到的见解：“曾几何时，随着诗人的仕途蹭蹬、身心交瘁，这些骏马和雄鹰在他笔下都明显地起了变化：有的形容枯槁，简直就是此时此境作者的化身；有的一抟即中，翩然而逝，聊藉宣泄其郁结胸襟；有的英姿犹昔，但不复用以自况，而是他落魄神情的反衬。”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展开。笔者以为，从杜诗的四个阶段出发，我们可以将“马”在杜诗中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与矫健飞扬

    这段时期从杜甫从出游吴越算起，到后来赴长安求取功名，大约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之前。此时，青年杜甫和当时盛唐的大多数士子一样，漫游祖国壮丽河山，胸中澎湃着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最为典型的便是开元二十八九年（公元740~741年）间写的《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短短八句，却充溢着豪迈壮阔之气，难怪赵汸称赞曰：“前辈言咏物诗，戒粘皮着骨。公此诗，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其骁腾无比，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所谓索之于骊黄牝牡之外者。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此时的诗人正信心十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因此坚信房兵曹这匹胡马一定可立万世不朽之功业，可以说诗人正在这匹矫健剽悍、蓄势待发的胡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需要说明的是，这首诗在杜甫众多咏马诗中有其突出之处，主要在于全诗充斥着一种激昂向上的阳刚之气，这正是盛唐强国之音的余响，没有丝毫的忧郁与停顿。应该说，这首诗也正是三十岁之前的杜甫的人生写照，因为事实上这一段时期也正是他人生中最适意的日子，生活优裕，阅世不深，对前途充满美好憧憬，有一种大丈夫立身处世、舍我其谁的豪气和霸气，这种豪气和霸气在《房兵曹胡马》中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二、壮年时的羁旅天涯与壮志难酬

    从天宝五载赴长安起，杜甫开始为他的功名四处奔走，到天宝十四载，他前后在长安逗留了大约十年时间。这十年也是他开始体会到世态炎凉，人生的艰难，对当时朝廷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曾经三次向玄宗上赋，指望能够谋得个一官半职，然而现实是，滞留长安十年的唯一收获是授了个河西尉（从九品）的小官，这对才高气傲的诗人来说，不啻于一个睛天霹雳，诗人内心充满巨大的失望的痛苦。这一情绪在他的咏马诗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典型的是作于天宝八年的《高都护骢马行》。关于这首诗，陈贻《杜甫评传》曾有精妙的解释：“高都护的这匹‘胡青骢’如今是真的建立了奇功，主人为了报答它的‘汗马功劳’，将它从遥远的沙漠中带回长安，优厚而舒适地供养起来。这决非无功受禄，应该是心安理得了。可是‘胡青骢’却大不以为然。它‘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生怕‘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这哪里是马的担心，这是壮志未酬的诗人的自白。”陈氏所言极是，他将杜甫此时那种虽痛苦失望，但又却心存侥幸的细微变化很生动地揭示了出来。诗人由“胡青骢”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一股凄凉酸楚之情应运而生。

    其间另有一首《骢马行》（天宝十四年作），也可以看作是其时诗人内心愤愤不平之气的写照：“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俱先鸣。时俗造次那得致，云雾晦冥方降精。近闻下诏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这两首诗，诗人以马自喻，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为国立功的决心，这当然和他一以贯之的忠臣报国思想密切相关。不过，比起《房兵曹胡马》中的胡马，此时诗人笔下的马不免沉重了许多，少了前者的雄劲猛拔之豪气，而多了些苍凉沉郁之苦涩，这或许正是长安十年蹭蹬结下的苦果。

    值得注意的是，作于乾元元年（758年）的《瘦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似可看作诗人心灵嬗变的一个缩影。安史之乱的爆发，将诗人内心残留的那一点干谒之心击得粉碎，他和大多数难民一样，开始了四处流亡的生活，因而出现在诗人笔下的马，更是自身凄凉处世、颠沛流离的最好写照。“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  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  。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瘦马行》），由这匹憔悴不堪的瘦马，想到它当年的辉煌，再反观其现今的落魄被弃，诗人内心涌动着无数的酸楚与苦涩，年轻时的豪情壮志随着时代的变化早而消磨殆尽，诗中哪里还有一点希望建功立业的影子？《高都护骢马行》、《骢马行》中，虽然有壮志未酬的苦闷，但尚留存有一点老当益壮、报效国家的企盼，尽管它已经很微小了。而到了此时，“马”已经病了，瘦了，它的处境已是极为悲惨了，还能企盼它去上阵杀敌吗？此时的马，在诗人眼中已不只是他身世凄凉的写照，更是当时流离失所的百姓痛苦生活的反映。

三 、晚年时的顾影自怜与沉静孤独

    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开始，杜甫弃官入蜀，在西南渡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3]中所说的：“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活。”鲁迅是谈陶潜的创作背景，但不妨移植到杜甫身上，经过多年的战乱，诗人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朝廷的腐败已不抱太多的期望，因而此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马，反倒少了些以前的沉痛与苦闷，更多的是感伤留恋之意，而在一些诗作中，更有平静超然之心。

    最典型的是作于乾元二年的《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仇注云：“尽其力者由人，则见病伤心者亦当属人。或以意不浅指人，亦非也。惟马有恋人之意，故人对之而不胜感动。”病马老病堪怜，处境险恶，一腔悲愤何人可诉？我们分明听见病马那苦苦的哀鸣。

    此期杜诗中的“马”意象，主要可归结为两类：其一是伤心离别，形影相吊。如《别赞上人》（759年）“马嘶思故枥，归鸟尽敛翼”，《白沙渡》（759年）“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送韩十四江东省觐》“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等等。其共同特征是马成为依恋故主、忠贞不贰的象征，这也正符合杜甫一惯的忠君爱国思想。其二是“叹羁旅寂寥”、伤贤士不遇。如《畏人》（762年）“门径从榛草，无心待马蹄”，《述古三首》（763年）“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赠别贺兰铦》（764年）“老骥倦  首，苍鹰愁易训”，《客堂》（766年）“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奉汉中王手札》（766年）“犬马诚为恋，狐狸不足论”，《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767年）“马度秦山雪正深，北来肌骨苦寒侵”等。这些诗大致都抒发了这样一种情绪：士之寂寞而能守高节，士虽清贫却有不可夺之志。此时的马，少了外型的骏发飞扬，更重视的是内在的神韵与寄托，虽然不能上车杀敌，立万世功勋，但也决不甘为下贱，得过且过，而是独善其身，时时以国家君王为念。此时的马，更多的是孤马，而很少群马，没有了过往的激扬热烈，而是形影相吊，顾影自怜。

    在此有必要专门提及杜甫的夔州诗。大历元年、二年（公元766、767年），杜甫在夔州创作了四百多首诗，是其一生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但有意味的是，夔州诗中几乎没有专门咏马的，唯一的一首《玉腕骝》纯为应酬之作，而且不忘表达一下讥讽之意。仅有的《斗鸡》“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洛阳》“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赠苏四  》“戎马日衰息，乘舆安九重”等几乎看不到诗人的影子，更难看到诗人对马的那种至爱之情。而事实上，杜甫在此期间写作了大量关于生命关怀的诗歌，更是留下了诸多咏鹦鹉、孤雁、鸥、猿、麂等动物的佳作，是诗人对马已失去兴趣吗？显然不是。主要是因为这时的杜甫正经历其人生一个平静悠闲期，他暂时远离了家国之痛、流离之恨，而是充满对生命意义的更高层次的思考。马在杜甫眼中，始终是现实的的产物，是诗人经世济民大业的一个重要依托。因而诗人在其时诗作中，尽量小心翼翼地避免马的出现，希望独守一份安宁谧静的生活。即使是非出现不可，那也是“身过花间沾湿好，醉于马上往来轻”（《崔评事弟许相迎不到应虑老夫见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笔戏简》），此时的马，纯粹成为诗人赏花玩水的工具，已没有先前那动人心魄的色彩。

    以上我们对杜诗中的马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事实上，杜诗中马的变化与诗人自身心灵的嬗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不管怎样，马在诗人眼中注定是他的最爱，因为马是经世济民的象征，而贯穿诗人一生的，正是这种经世济民的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诗人一生都没有真正做到经世济民这一点，我们分明在其咏马诗中窥见诗人胸怀大志却又落魄失意的英雄的孤独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