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为何苍茫

                                                           ——金国泉散文简评

                                                                                              沈天鸿

      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这四种文体中，写作散文肯定是人数最多的，甚至可以说，凡是有一点文化，都写过散文，因为按照广义的定义，是把日记等应用文都视为散文的。散文因此人多势众，作品不可计数，可谓昌盛至极，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且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人对什么才是文学有所认识，文学性质薄弱甚至非文学的散文常常因此被捧为佳作。

   1988年起，我一直主张把文学的散文与一般意义的也就是非文学的散文（或曰“传统散文”）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是意味——文学就是意味，没有意味的散文就不是文学性质的散文。价值对于文学作品当然也是重要的，但世间任何东西都有价值，所以价值不是成为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要素。

    金国泉的散文具有浓郁的意味，因此他的散文无疑是具有强烈文学性质的散文。这样的散文，在中国当前数量庞大的散文中属于少数。写到此我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二三十年来中国出现的写作文学性质的散文并且著名的，几乎都是或者曾经是诗人，而且他们的散文都很快地引起了注意。这说明了什么?我想，这应该与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具有最强烈的文学性质与规范性有关。换言之，这些曾经写过一段时间新诗，并且是写作那种性质正确的新诗的，当他写作散文时，自热而然地就将文学性质“带”过来了。而有着现代诗性质的新诗的种种技巧，例如意象建构与叠加、跨跳、象征以及结构上的总体象征等等，几乎天然地可以用之于散文的写作，因此，他们的散文创作，在开始阶段就处于相当高的高度。到现在仍然是诗人的金国泉的散文创作，也正是这样。

    当然，不是诗人，或者没有写过新诗的，也完全可以写出上述这种散文，因为在浓雾中，可以到达的道路不只一条。

    从金国泉这本散文集中的散文，可以看出文学的散文与传统散文的几个主要区别——

    首先从表面来看，是题材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传统散文对题材的依赖性非常大，因为如果选材选得恰到好处，会形成一个淡淡的总体象征，而有了总体象征，即使是最低层次的，也可以产生一些意外从而具有文学性质。但哪来那么多这样的好题材（素材）？哪会有常常恰到好处的幸运？所以，我们读到的传统散文大多是记述性的“流水账”，平面的，最好的也不过是靠修辞获得的所谓诗情画意。总而言之，传统散文关注和依赖的是外部。文学的散文自然不能离开题材，但不依赖于题材（素材）本身含有的意义及其价值，因为它所依赖的是作者自己内心对于题材（素材）的感悟，体现于散文则是内与外的结合与多重转换。换言之，意义及其价值是作者个人融之于那个或者那些对象事物的。所以，国泉的散文所写到的，几乎没有重大题材，并且几乎都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琐碎的小，读来却觉得大，是国泉令它们具有了人类生存与存在的象征性质或者指示性（人类的生存与存在是人类文学的最重大主题），并且同时就是在与存在的生存者之一，从而变得重大起来。而做到了这一点，散文也就具有了哲学性质。所以，阅读金国泉这样的散文，不仅需要文学修养，而且最好是也具有一些哲学修养。否则，就难以很好地体会到散文传达的意味中包含着些什么。

    我写过一篇评论，《最高的哲学与最高的诗》（《安徽文学》2014.6）的评论，开篇就说：“我一直认为，有一种诗，它几乎就是最高的哲学（这儿的“最高的哲学”是相对于一般的哲学而言）。而这个“几乎”，不是因为它做不到，而是因为它是诗。但是，正因为这个“几乎”，使它比哲学的涵义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因为哲学是抽象的，抽象就是确定，意义只能是单一的一，而这种诗是以极富暗示性辐射性的意象而获得了抽象，这样的抽象既确定又流动，其意义是终极本源的一所变化的多，因为也因此其意义常常不是以意义的面貌出现，而是意味（详细阐述参见我的《现代诗学》，昆仑出版社）。”将这段论述中的诗改为散文，就可以用于国泉的散文以及同样性质的散文了。其中，“以极富暗示性辐射性的意象而获得了抽象，这样的抽象既确定又流动，其意义是终极本源的一所变化的多，因为也因此其意义常常不是以意义的面貌出现，而是意味”正是国泉散文突出的艺术特征。这是国泉散文包括同类散文与传统散文的又一个重大区别——传统散文停留并且满足于“形象”；其意义是赤裸裸出现的（所谓点题，或者卒章显志）。

    值得指出的是，金国泉散文在这方面显示出的娴熟的技巧与功力，即：

    善于建构极富暗示性辐射性的意象，由这种意象获得并且包容抽象，并且使这样的抽象在散文的多个意象中既确定又流动，在这种既确定又流动中变化出意义的多，而意义一多意义的面貌就模糊，转换成了意味（仍然以意义为主体的意味）；全篇各个局部构成的不可简单明确说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意味，反过来笼罩并且滋润了各意象和整篇散文，就使得整篇散文获得并且蒸发着文学作品必需的形而上的美学意味，即完成了以意义为主体的意味向美学意味的转变。

    阅读国泉的哲学散文，我还有一个发现，这就是他常常喜欢使用斩钉截铁的判断句，并且还常常是一篇散文的第一句，例如“春天是饥饿的开始”（《饥饿的春天》），“乡村是细碎的。”（《细碎》），等等。这可能与他同时也是评论家养成的语言习惯有关（现在想想，我的散文也常常这样）。劈面而来的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句，并且其判断的出人意外，有着摄取读者心神或者说注意力的效果。但可贵的是，国泉后面甚至整篇的篇幅，都是对这一判断的“论证”——给这儿的论证加上引号，是因为国泉所用的是散文文学方式的论证，而非论文的。时下有些散文，甚至全篇都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句（其实这已经是随笔了），却没有任何论证——即使是议论性的随笔，观点提出后也是必需以随笔的方式加以论证的。这样的所谓散文还被捧得很高，可叹。

    国泉的“论证”之所以可贵，在于散文总是避免不了判断的，判断加之以“论证”，表明文学性散文固然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但形象思维的运行却是依照逻辑的指引。尤其是多个不同场景不同性质的碎片组合成的一篇散文，其分裂的同时能够统一，统一又保存各个局部的分裂（独立），更是依靠坚强的逻辑，尽管在散文中这逻辑常常是隐藏的。另外，从结构来看，一个完整的结构，必然是由逻辑构成并且统治的。国泉散文中隐藏着的逻辑的运行我在这儿就不分析了，仅提示一下：注意散文中不同场景不同性质的事物碎片，或情感或者意味的转换处，然后把全篇中这些转换处按照先后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写到这儿，我去读了一遍金国泉散文集《大地苍茫》的自序，印证了金国泉的散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着理论的自觉的感觉。知其所以然与不知其所以然者的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由此，我觉得有理由可以期待国泉的散文在将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性散文。

                                                                                                 2019.7.8 于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