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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究竟算几流诗人?》中的无稽之谈

(2016-11-13 21:22:55)
标签:

海子

农耕文化诗歌

沈天鸿

分类: 文学评论

      海子究竟算几流诗人?》中的无稽之谈

                                                                                                                沈天鸿

 

      有朋友转来微信上传播的鹰之的海子究竟算几流诗人?一文,于是浏览了,在该文第二段就读到这样一段批评:

   至于有人把其奉为‘中国农耕文明的最后代言人’,更是无稽之谈。首先,中国古老的农耕生活并未结束,仍然有一亿多生活在偏远山区、丘陵地带的村民延续着古老的耕种模式,因为那些山坡梯田无论什么现代化的工业机械都上不去,甚至诸如拖拉机、播种机连那些七拐八拐的村庄也可能开不进去,只得靠人、牛、驴、马合力耕种,难道海子死了就不允许诗人讴歌他们的生活了吗。其次,中国少说也有几百万农民诗人,尽管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刊上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兢兢业业的写作,每年都有千万首麦子诗、玉米诗、大豆诗、高粱诗出来,若海子成了'最后代言人',难道他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写作全部无效?难道那些小麦、玉米、高粱也像中国的专家教授那样看人下菜?非要一个农转非的非农户作它们代言人?地地道道的农民户口就没资格?也许他们会狡辩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但我们这些专家教授看不到呀,因为《人民文学》、《诗刊》上没有呀,但这种狡辩就和要证明他们自己是个人类就得拿出个'人类证'一样可笑,因为只要明天这些刊物上增设关于农耕文明的栏目,马上千万篇类似稿件雪片般飞来。

      鹰之引用的“中国农耕文明的最后代言人”之说应该是引用自我的 农耕文化诗歌的最后杰出代表  ——海子诗歌简论》这篇评论(多年前我就指出过海子的诗是农耕文化的,但论述详尽的是后来写的这一篇),但引用得不准确。我的表述就是题目中的“农耕文化诗歌的最后杰出代表”,文章正文则对题目中的“最后”做了明确的限制——

      在指出并论证了海子的诗属于传统新诗,对传统新诗进行了改造之后(从“在现代诗崛起并且相当成熟之时(1982年)写诗的他,无法把握现代诗,只能加入必然会彻底被现代诗取代,必然很快消亡的传统新诗阵营”开始),在文章倒数第四段我明确说了:

    “海子凭借这种经过他成功改造的抒情短诗,当然是即将消亡的文学传统即传统新诗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

      倒数第二段中又说了“用中国农耕文化的思想意识写成的海子的诗,形式本质上仍然是传统新诗的海子的诗”。

      可见我明确说明了海子是现代诗崛起时必将消亡的传统新诗中农耕文化诗歌的最后杰出代表。鹰之不提我对这个“最后”的外延(时限)与内涵的明确界定,并且将我的表述改成“中国农耕文明的最后代言人”,才是真正的无稽之谈吧。

      理论文章包括驳论文章不可以这样写的。

                          

                                                                                                   2016.11.13

附:

农耕文化诗歌的最后杰出代表

                                 ——海子诗歌简论

 

                                     沈天鸿

 

 

   

海子是一个天才,因为他对基本只有传统象征、比喻、夸张等几种很有限的表现手法的传统新诗,成功地进行了改造,提升了传统新诗;但海子的天才又是极其有限的——

在现代诗崛起并且相当成熟之时(1982年)写诗的他,无法把握现代诗,只能加入必

然会彻底被现代诗取代,必然很快消亡的传统新诗阵营,就是证明。另一个证明是,尽管他成功地改造、提升了传统新诗,但依靠的是独特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对不触及人性的深处或“诗之思”,因而思想和情感都是平面的传统新诗的平面性,不仅没能成功改造,而且继续在相当程度上持有这种平面性。他最被广为传诵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祖国,或以梦为马》等诗,独特而且强烈的抒情性与音乐性,思想情感的平面性,都十分突出。

    作品思想情感的平面性是指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平浅、单一(“平浅”可以被换成好听一些的“普遍”)

写传统新诗那样的诗,不是海子的本意。海子是渴望写出现代诗的。刚刚认识我时,也才写诗的海子就和我说,没人说他的诗是现代诗,他很苦恼,也有些气愤。发表也很难。我对他说:你写的这些诗,除了《亚洲铜》有些类似现代诗,本来就不是现代诗,别人说得对,你恼火什么?从你的诗来看,你根本不可能写出现代诗。写现代诗要有现代哲学思想,不是形式上玩些新手法就是现代诗。你的诗体现的是中国农民的意识,说得好听一点,是农耕文化的意识,怎么可能写出现代诗?海子吃惊地说:“那我写诗就没希望了?”我说,你就写这种诗。因为从文学史来看,在文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候,有两种人有可能在文学史上留名,一种是开先河者和其杰出代表者,一种是那即将消亡的文学传统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而且他不需要比那即将消亡的文学传统中最杰出者优秀。你就做这个“最后一个”。但是,传统新诗的致命处是思想感情一般化,所以你要在表现上下功夫,就像登山,你自己开辟一条路登上去,这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了。形式上你要加点东西进去,或者突出某些东西,例如抒情性。

海子的抒情短诗创作获得了成功。至于他为什么没能成功改造传统新诗的平面性,从上一节的叙述可以看出:他的农耕文化的思想意识,与以农耕文化思想意识为内涵的传统新诗同质,同质者不可能对同质者进行思想性质的改造。

2000年我在《安徽现代诗潮二十年》这篇论文中说过:

  “海子已经被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杰出诗人之一。他最杰出的诗是他的抒情短诗,这些诗并不因为其触及人性的深处或‘诗之思’而杰出——甚至可以说,海子所触及的只是一般的人性,他并不向人性深处深入,在海德格尔那儿画等号的‘诗·思’,在海子这儿也找不到赞同的证据,换言之,海子对这些似没有兴趣。海子是一位天才的本真性诗人,他的抒情短诗处理的是一般的然而是无时间性无地域的普遍的情感:对于生死,对于土地,对于麦子,对于爱情,对于空阔的时空……他以他独特的体验、情感的激烈和对歌谣式诗体的天才把握与创造,将这类普遍的情感不一般地表现、抒发为诗,具有强烈的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海子的这种抒情短诗,在中国八十年代的现代诗潮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从形式技巧到表现对象和思想都是古典主义性质的,但海子却取得了空前并且还可能是后无来者的成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在写于九十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称海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辉煌的古典主义性诗人。

许多评论家热情赞颂的海子的长诗以及诗剧,我的评价却有很大保留——我甚至认为海子‘史诗’的迷恋是对他的才华的一种浪费。与在抒情短诗中不同,海子在长诗和诗剧中试图处理的是现代情感与‘思’,但他采取的是西方古代史诗或诗剧的表现方法。从理论上说,这也无不可,如果能够改铸性地使旧瓶不旧而‘装新酒’的话。但海子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认为这里有一个‘旧’与‘新’的问题。‘旧’与‘新’的问题其实是真实存在着的。就情感来说,古典性质的(我将现代之前的统称为‘古典’)情感较为单一、稳定,其指向是单向的;现代性质的情感则复杂甚至因包含其自身的反面而矛盾,不稳定而激烈多变、转瞬即逝,其指向也是多向性的。因此,现代性质的情感必须有‘新’的技巧与形式,才能呈现、显形。所以,现代主义诗歌的技巧与形式与古典诗歌非常不同不是偶然的,‘史诗’的死亡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崛起,夺去了史诗的叙事特权,而且也因为激烈多变、转瞬即逝的现代情感决定了现代诗本质上是短诗,西方现代主义诗史上虽然有如艾略特《荒原》那样的长诗等等,但将这些长诗与西方古代史诗作一比较,就可见出,《荒原》等本质上是一些短诗,是一系列短诗的联合,其结构(形式)和技巧与史诗有极大差别。海子似乎使‘史诗’复活了,但我以为这种复活仅仅在形式上,生命并没有回来,也不可能回来。 ”

这评论中“就情感来说”到对《荒原》的分析,许多年前我在对海子表示不赞成他写所谓的“史诗”时,就已经说过了,我还说写所谓的“史诗”对他的才华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浪费。他没听进去,因为他继续在写,虽然没反驳过我。但我以后也没有再说。写什么,毕竟是各人自己的事。

海子凭借这种经过他成功改造的抒情短诗,当然是即将消亡的文学传统即传统新诗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作为这“最后一个”,他把自己写进了文学史,并不需要自他死亡后不久就开始的对他和他的诗的神话的帮助。但持续20多年并且不断无原则拔高的神话,无疑也放大了他的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常识,评论家们理应将一个诗人的死亡和他的诗分开;理应认出诗的性质(传统新诗或者现代诗)。至于这个神话最初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现在我还不便说,仅能说一点:最初并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的诗,而是借他的死来指向另一个目标。

许多读者将他像神一样看待,朝拜,显示出了历来几乎无用的评论的巨大力量。

但许多读者对他的这种狂热的痴迷,肯定又不仅仅是因为受多年来无限度地赞美的评论接力所造成的舆论的影响,肯定也和他的诗有关。即:他的诗确实很容易地就使许多读者产生了共鸣。那么,很容易使许多读者产生共鸣的是哪些因素呢?首先是浅近易懂,并且因为激烈的抒情性和强烈的音乐性,而具有的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感染力。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的思想意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即使在这个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也仍然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文科教科书,其内容仍然是农耕文化性质的。所以,用中国农耕文化的思想意识写成的海子的诗,形式本质上仍然是传统新诗的海子的诗,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就具有了浅近易懂并且相通的优势。但这毕竟又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激烈的社会变化与节奏和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普遍有着非农业社会的感情的激烈性和易变性。而海子的诗虽然抒发的都是人类的普遍情感(情感本就是人的本能),但他善于把写到的每一种情感都在一首诗里强化到最激烈的程度(激烈就是不稳定,最激烈就是极其不稳定),这就契合了当代人们感情的激烈性和易变性,容易唤起共鸣,伴随共鸣而来的就是读者的情绪得到释放——文学作品的低级阅读,就是寻找契合进而共鸣从而让自己积郁的情感得到释放。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以文学标准衡量的文学作品的“不足”,在不知道、弄不清或者不理睬文学标准的大众那里,就转变成了优点。就明白了例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这样简单的诗,为什么千古流传。就明白了李白和杜甫的诗的根本区别。

 海子以他的诗而属于历史,历史,必将在未来确定他的诗的真正位置。

 

附注: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1982年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1986年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1988年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2001年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都授予他的诗。出版的诗集有《土地》(1990)、《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海子的诗》(1995)、《海子诗全编》(1997)。

 

                                               201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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