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叙事写出大时代

                           ——长篇纪实文学《苏州河的儿女们》评析

                                                      沈天鸿

   “四十年寒光不蚀，微铿枕上，岂知中有，海天龙血？”读完嵇启春记述他亲历并且亲自经营的上海苏州河畔长风工业区转型发展过程，长达45万余字的纪实文学作品《苏州河的儿女们》，龚自珍《水龙吟》中的这几句自行在我心中浮现——

书与剑，文与武的象征。自称有书生气的嵇启春枕边，应该也有这样一把其光不蚀的无形之剑，铿锵之音中有海天龙血在涌动。若非如此，苏州河衰老的百年工业文明转型，涉及那么多国企、职工和一般百姓，何其艰难，嵇启春和他的党政领导、同事们，焉能如此执著，数年如一日地历千险排万难，终于获得成功？而且，嵇启春受命时，是普陀区政府国资管理办公室主任、国资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也就是说，是管理普陀区国企的，而非直接经营。但他受命后，立即就显示了经营才能，并且这才能与此前已经具有的管理能力相结合，相得益彰。更加难得的是，《苏州河的儿女们》中这个非虚构的“我”有血有肉，形象饱满，相对于小说中类似的人物，因其非虚构而更具有感染力。

值得强调的是，《苏州河的儿女们》不是一般的非虚构作品，它的非虚构达到了史的真实性，是一部个人史性质的作品。

2004年，中国图书市场开始出现“个人史写作”概念。此后，个人史性质的作品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出版热，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社会等等皆有之。形成出版热，自然是人们喜欢。而人们喜欢，是因为它的独特功能——

个人史就是个人的经历。相对于传统的国家话语建构的宏大叙事的历史，个人史是个人话语建构的小叙事的历史。历史学宏大叙事常常笼统地处理时代历史，并且总是与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重视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忽略甚至排斥细节、差异性、多元性；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等是对立的。而小叙事的个人史，重视的正是宏大叙事忽略与排斥的，正好弥补了宏大叙事的不足，是有个人性体温的历史。

嵇启春的《苏州河的儿女们》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它不属于史学体裁，而属于文学中的纪实文学，但它毫无疑问地具有个人史性质：一切都是依据“我”，即嵇启春，长风工业区转型发展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决策者和实行者的记忆，无距离地记述、描写了改革开放年代上海苏州河畔长风工业区的转型发展史。他个人的情感浸润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大事，加上文学笔法的运用，使得作为上海乃至中国产业结构大调整典型个例的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嬗变史与城市变迁史，带有他个人的体温。而他个人的体温，以及书中写到的众多人物各自的体温，又因为这体温是与上海乃至中国产业结构大调整中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嬗变与城市变迁相伴随，并且受其影响的，他以及众多个人的体温也就是一个时代的体温。

由此可以说，嵇启春的《苏州河的儿女们》，用小叙事写出了大时代。

《苏州河的儿女们》运用的为什么是小叙事，而不是写个人史时常常会下意识地选用的私人叙事？这大概是因为，私人叙事的弊病在于“私”，是一个狭隘的“我”在叙事。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的小叙事仍然是公共叙事。《苏州河的儿女们》就是证明。它虽然也叙述到了私人空间，但所叙述的私人空间的人和事，仍然从属于公共空间，被统一于那特定的历史生存境况，展示出的是博大的生存情境（附带但也许是必须说一下：我在本文使用的小叙事与通常使用的“小叙事” 术语不完全相同。在本文中它是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的，它的特点是与宏大叙事宏大、抽象、思辩相反的细微、具体、个体感性经验。宏大叙事注重的是宏观的历史性，小叙事虽然不排斥而且也常常追求获得历史性，但它更注重的是进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存在的真相与本质）。

也正因为是纪实文学，并且是个体经验的小叙事，所以，《苏州河的儿女们》所记述的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必然的、偶然的，偶然却又转化成必然的（例如提前在星期五付款、谈判时的一碗咸菜肉丝面），甚至看似多余而游离的许多细节或者叙述，甚至抒情。它们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正是有了它们，这才是具有文学性的纪实文学记述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学文体的普陀区国资转型史。并且，《苏州河的儿女们》中这些碎片似但闪光的细节，都从属于整体，是有机的历史性的补充或引申，从而将这一“个人史”引向了深邃和开阔，使得小叙事叙述出来的不小，也不浅。

由以上对《苏州河的儿女们》的简单分析也可以看到，纪实文学体裁的个人史写作的最大意义，一是相对由上而下观察性的国家话语与宏大叙事，它是平视的，并且具有由下而上无距离的体验性。就《苏州河的儿女们》来说，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个人的主体性；鲜活的情感乃至人性体验；微中见大。再一点就是能够具有文学性（文学性的功能之一是可读性），表现真实的性灵。使作品既是生动形象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作者（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此外，其意义就是揭示了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个人选择与历史境遇中的生存和奋斗。

纪实文学《苏州河的儿女们》对于历史学也有启示——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个体的记忆，个体记忆的集合便成为了集体的记忆，集体的记忆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时代的记忆便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史铁生《一个人的记忆》）马克思也说过：“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个人是历史的个人。”换言之，国家话语书写的历史与个人史是互补的。

真实、深刻的时代性/历史性和广袤的时代/历史宽度，是《苏州河的儿女们》的重要价值。

作为纪实文学，虽然不能像纯粹文学作品那样在文学性方面登峰造极，但《苏州河的儿女们》的文学性仍然可圈可点。它的题材应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老工业区的转型本就枯燥，加上受纪实限制，不能虚构，而且不能像小说那样精心设计人物，并基本一以贯之地予以描写、塑造，而是人随事换，书中描写和述及到的人物竟然有四百八十多个（全部真名实姓），许多人只能施以些微笔墨，真正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但《苏州河的儿女们》开篇后很快就进入佳境，作者以其艺术秉赋和叙事技巧，在叙述波谲云诡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时，纵横捭阖地在历史语境中拈出一个个生动、传神的小细节，从而使一系列人物获得了生命。例如在刻骨铭心的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中，在“末代”厂长岗位上坚守近二十年的上海火柴厂老厂长，把上海市儿童医院新院打造成儿童乐园的当代“神笔马良”，一碗咸菜肉丝面谈成两个亿合同的“围棋好手”和“红颜杀手”，热心为“新上海人”搭建展示风采舞台和沟通心灵桥梁的街道干部……活起来的这些人物，使转型故事不再枯燥——他们以其各自特有的音容与言行方式，共同打开了丰富多彩的人性景观，也为读者打开了感悟历史与生命存在的多种门窗。阅读这部作品，我常常有置身其中的感觉；放下这部书，超越其所营造的具体情境，则能感受到生命的欣悦和疼痛，并且重新理解了纪伯伦曾经说过的“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法。”——这些，都是《苏州河的儿女们》文学性的证明，而且我在前面说过，文学性的功能之一是可读性，现在我补充一句：就某一点来说，可以说文学性就是使不具有可读性的人和事变为有可读性，甚至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人和事。

这部书的结尾也很有特色：

作者回顾自己，一介书生，带着一个“草根”团队，全面担负起长风工业区这个百年老工业基地整体转型发展的任务，毕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终于成功完成任务，觉得自己也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转型，改变了自己的一介书生形象。不料他妻子知道这个“秘密”后，当头棒喝：“书生本色有什么不好？当初嫁给你，不就是看中你像个书生？我看你想问题，处理事，还是书生气十足。”结束这部45万多字的作品的一句话是：“这想法好象又有点书生气。”读时不禁莞尔。将军原来是书生。儒将。

 借用我的旧作《兰陵王》中的几行作为结束这篇评论时的总评：“龙血海天犹碧。……剑气铿然霹雳。凭谁说，儒雅书生，只合青衫泪沾臆? ……金石。赖君力。是笳鼓归来，万顷潮拍，笔端涌流新消息。再从头看起，奇光五色，百年歌哭，击缶弹铗有人识!”
 

                                                             2016.8.15

     本文为2016年8月下旬初在上海举办的“《苏州河的儿女们》研讨会”发言稿。研讨会由安徽省作家协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图书公司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