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鸿的诗歌创作是与朦胧诗的崛起相伴的，也就是说，他的诗有着强烈的现代性。《黑鸦》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人生存和现代诗自身的存在本相、精神特质与本体追求的一种诗性把握与呈现：“到处可见的乌鸦，比这个夜晚／要稍白一些／这就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幸福，从它们的翅膀／倾泻而下／阴郁的声音。月光在水面／和天空之间跳跃／乌鸦也是如此，但它是最终的／极限的颜色，活着并非抒情／……我回头看见／恐惧与幸福同义／／人接近乌鸦一直有个限度／才逾越／乌鸦已经飞走。”

名篇《秋水》写出了他对人生与自然的诸多思索：“我总说：秋水在远方／总是忘了／这句话就是秋水//我说这句话时正是夏季//这句话一出口／秋水就淹没了／我的脚背／／站在秋水里我总说：／秋水在远方／日子，就这么过去。”诗人通过秋水，照见自身的生存状态，对生活中一切美好而又极易失去的事物和人进行了深刻观照，并置身于对这个美好的事物的不懈追求之途，进而在恬淡中步入澄明之境。这首诗看似简洁却饱含着复杂的意蕴，具有多种阅读的可能性，首先秋水这个中心意象即具有多重隐喻，它既象征着时间、爱情和美好事物，也喻示着一种沉静、清澈、空茫、幽远、澄明的境界，在艺术上，诗人化实为虚，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回环往复，一咏三叹。同时，悖论性循环也使得诗歌结构具有强烈的张力。

    一直以来，沈天鸿都秉持着诗的理性思维的诗歌理念，在《还乡》中，他写道：“我平静地让草割伤我的脚／来看这些／黑暗中的我的亲戚。”这是理性回归的精神指向，灵魂高度自由的空间象征。而在此之下，那些必须忍受的事物，它们所具有的黑暗中的不安、深思、惊恐，完全统一于理性精神的彻悟中。诗中的故乡，除了人类原乡这一内涵之外，还指代人生终极的归宿，因此，这首诗所达到的高度，显然更胜于普通意义上的归乡情怀了。在《沉重的纪念：2008汶川地震》中，诗人没停留在表层的描述上，而是深入人性与灵魂，对生与死进行了拷问：“还有谁敢活下去?当大地/变得恐怖，将人蹂躏?／——活下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克服多少次死亡。”可以说，诗人极其冷静地对这场民族大灾难做了理性的阐发，他认为在灾难面前只有保持活着的人性，才能让灾难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

    对理性精神的推崇必定会带来诗歌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是沈天鸿对社会与生活不断思考的结果，在《悖论》中他说：“我梦见我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显然，这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而诗人告诉我们的是：“在不同的空间里，却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深秋的果园》则引发出诗人对空间与时间的思考：“一个人站在树下／沉郁地默想着所有不在此地的／果实／它们轻轻震颤，仿佛飞翔／经过思想和思想中的反思想／使空间和时间改变了质量。”

    与在外漂泊的其他诗人一样，沈天鸿在诗歌里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对童年生活的温馨回忆，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激发了他无限的诗情。在《在乡下》中，诗人就罗列了晚上、暮色、小雨、蘑菇、泥点、劣质卷烟、灯等等，一系列与乡村生活有关的场景与道具组成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乡村牧歌：“点上灯，一些东西立刻就／真实却又陌生，认识它们/ 要冒一点意外的危险”，而《夜间的老水车》又让诗人回到了难忘的童年时代：“路途遥远，老水车／和所有更深地埋在黑暗中的／东西／都住在水的外面。”

    诗歌创作之外，沈天鸿在诗歌理论上的成就也更显光彩，他主张将深厚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敏锐而深刻的反思、追问的现代诗歌精神进行有力的结合。他不仅主张努力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更强调现代诗的形式和技巧的探索。他认为：“诗的形式是诗得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没有诗的形式，就没有诗”、“有没有本体，什么是本体，这是诗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焦点所在的一个问题，诗学的其他问题都由它派生，一切分歧也由此产生”。此外，沈天鸿还是中国文艺批评界最早对后现代文学现象进行发现和研究的批评家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写作了《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及其批判》一文，对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现象予以了清晰而理性的分析，并把这种思潮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进行了独到的阐释。而直到好几年之后理论界才逐渐出现“后现代”热潮。可以说，沈天鸿不仅散发着诗人的儒雅，而且深具一位学者的理论素养、敏锐观察力和思辨力。

                              ——《安徽文学史》第3卷（现当代）·第七编第五章节选

                              唐先田、陈友冰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