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单纯

                    ——梁小斌诗歌简论

                                                                  沈天鸿

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新诗早已完成向现代诗的转型，当时开始诗歌写作的，也基本“定型”，因此已经可以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这两首诗等于诗人梁小斌——正是这两首诗奠定了梁小斌在中国新时期诗歌中的地位，并且始终代表着他的诗歌成就。

中国文学评论界公认他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这应该与1980年10月《诗刊》推出的第一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大多是朦胧诗诗人有关——名列其中的梁小斌、陈所巨也就都被视为朦胧诗诗人。此外，与他的诗，例如《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运用了一定程度的象征等等技巧带来的含蓄有关，因为所谓“朦胧”其实就是含蓄。

但我认为那时的梁小斌、那时以及后来的陈所巨的诗，都不是朦胧诗，与北岛、顾城等人的诗差别非常明显，并且这差别是决定诗歌性质的重要差别，至于象征等技巧带来的含蓄，是很次要的特征——含蓄本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诗应有的特征。

这个明显而且重要的差别主要是思想特征的差别。

朦胧诗与它之前三十年的新诗的主要区别是在思想方面：它不是五十年代以来人们见惯的颂歌，而是在揭露和批判文革十年社会的黑暗，但在揭露与批判的同时，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但这只是一个总的概括，具体到某一位诗人的某一首诗，则有并且应该有、必须有独特性。换言之，这种思想性自然并必须来自于独立思考，相应地，前三十年新诗中的“我们”在朦胧诗中被个体的“我”取代，并且个体的“我”被突出。概括地说，自我意识\ 独立思考（揭露和批判也是一种基于自我的思考）、探求意识，是朦胧诗思想方面的特征。浓厚的个体的英雄主义则既是朦胧诗的抒情调式，也与前述朦胧诗的思想特征有着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也可以说个体英雄主义也是朦胧诗的思想特征之一。例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时代 / 我只想做一个人”，就是饱受压抑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来自于独立思考，而自我意识又反过来促进了独立思考，得到“在没有英雄的时代 / 我只想做一个人”的结论。“在没有英雄的时代 / 我只想做一个人”从字面看似乎是反英雄主义的，但其实不是，它恰恰是个体英雄主义使然，并且充满了个体英雄主义。后面列举的北岛的《回答》个体英雄主义更加鲜明。

可以说，朦胧诗是通过个体英雄主义在诗中确立个体的自我的。当然，朦胧诗确立的个体的自我仍然还不是完全个体的自我，或者说，还不是完成了的个体的自我。这一点，在这篇评论梁小斌诗歌的文章中就不展开了。

梁小斌的的诗，例如《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则相反。它们的主题，虽然与当时包括朦胧诗在内的主要主题一致，即对刚刚过去的苦难的控诉和对未来的展望，但其中反复出现、强调的“我”的实质，仍然是“我们”，而不是北岛等人诗中那个个体的“我”。这从哪儿看出？“我”是“我”还是“我们”，是由全诗体现的思想是不是个体领悟而来决定的。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开头，继之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的北岛的《回答》，其表达的思想的个人领悟性极其鲜明强烈，它只能是彼时彼地的北岛的，而不可能是众人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表达的思想则是公众性的（彼时彼地的公众）。所以，2000年我在《安徽现代诗潮二十年（提纲）》中说梁小斌的这些诗具有的是“主旋律”性的政治含义，其象征（钥匙、墙）是“公用”性质的。并且认为陈所巨的诗则因为从题材到内涵的乡土性，更为鲜明地具有越过“文革”直接承继传统的特色，与“传统新诗”更近。由此我判断说梁、陈二人的诗不是朦胧诗，而是“处于‘传统新诗’向‘现代诗’过渡的中间地带（朦胧诗亦属于这种过渡性质的诗歌，只是稍为‘领先’一些），其功绩是以其‘传统’易于被当时的读者和理论界接受，但又在这种被接受中，以其‘新’的写法所形成的‘新’形式，渗透了一定的新的诗歌美学观念，既多少缓和了当时社会上对朦胧诗的攻击，又对改造‘传统读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属于朦胧诗以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诗的思想的公众性质，并不意味着梁小斌的这些诗在当时没有独特的新的意义和作用。有的，依靠的是诗的其它方面。例如形式方面——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叙事性质上，虽然与朦胧诗中的政治性诗歌一样是宏大叙事，但朦胧诗为个体英雄主义所决定，喜欢使用宏大性质的意象来进行象征，并且喜欢评判历史，语调相应常常是斩钉截铁的铿锵，居高临下；而梁小斌习惯选用的是微小并且平常的事物例如钥匙、墙等等作为他的意象事物。微小并平常的事物当然也可以建构成宏大性质的意象，但梁小斌用它们建构成的意象仍然不像朦胧诗那样变得宏大，它们仍然微小并平常，梁小斌所做的，是赋予它们公众性的象征含义，让它们面对宏大的对象物，例如面对着“中国”，不评判而只倾诉（《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语调是喃喃低语式的（不评判而只倾诉和喃喃低语式的语调，与他采用的儿童视角非常融洽）。

选用日常生活中微小并平常的事物来建构意象，并且不评判而只倾诉，以及并列（面对也是一种并列），是后来的现代诗即通常所称的“第三代诗”普遍采用的方式。梁小斌的这些诗不一定就完全是后来的那种现代诗处理方式的启迪性源头，因为后来的现代诗（当时也叫“探索诗”）之所以那样写，是由新的美学原则决定的，但梁小斌毕竟在朦胧诗刚刚出现时就这样在写他的诗了，在形式处理上提供了先例，因此推断他的这些诗启迪了后来的现代诗中的某些诗人，应该是能成立的。

这当然是一个贡献。

《雪白的墙》的儿童视角与儿童语气早就被评论家们看到了，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采用的其实也仍然是儿童视角、儿童语气。梁小斌的其它诗，也常常是这个视角、语气。这与他的认识有关。他说过：“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我都希望通过孩子的语言来说出”，并认为“单纯性是诗的灵魂”。但是，对于诗来说，儿童视角、儿童语气的表现力有很大局限，“单纯性是诗的灵魂”更是自我设限——单纯性只能使诗歌的思想单一，浅而稀薄，使诗获得的是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的思想就单一并且没有独特性，仅仅是当时中国的群体认识（它们在读者中获得的的成功，在于意象同时也就是表达方式的独特），以及其主题即表达的思想情绪是当时国人普遍的思想情绪，加上相对于朦胧诗的“晦涩”的优点表达的明快易懂，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在读者水平提高，朦胧诗不再显得晦涩，后来的现代诗兴起之后，作为梁小斌早期诗歌的特色的儿童视角和诗的单纯性，就显示出朦胧诗时期能够隐藏起来的不足了。

梁小斌后来的诗向思辩方向发展，这时期他所说的“诗是反驳”可以看作是他的的诗为什么向思辩方向发展的解释。向思辩方向发展的诗，仍然保留着他初期诗歌以生活表象为材料的特点，思辩是对生活表象的思辩，在可能超越表象的地方戛然而止，把由表象的思辩上升为形而上的思辩的任务留给可能的读者。这种对表象材料的处理，既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方法，也是现代诗的处理方法，即让事物自己说话。梁小斌对此运用得相当娴熟。但他这样写出的诗，呈现两种面貌，一种是仍然保持单纯性，另一种是试图不单纯而复杂。我推测他这是因为他在坚持“单纯性是诗的灵魂”与意识到单纯性的不足而试图贯彻“诗是反驳”之间摇摆。

有意思的是，试图不单纯而复杂的他的这些诗常常近似迷宫，即使出口仅在咫尺，也让人觉得遥远且深曲。这正是“朦胧诗”的特征。在只持续了几年便已告别朦胧诗的中国当代诗坛，当年并非真正朦胧诗人的梁小斌，在朦胧诗退去之后，却真正成了“朦胧诗”诗人，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但他也正是以此将自己与朦胧诗之后其他以形而上的思辩为个人特征的诗人及诗歌区别开来。

但是，诗的复杂是依靠包含并统一或者控制多种矛盾甚至对立的思想来实现的，思想单纯而依靠语言技巧使它复杂，那思想仍然是单纯的。梁小斌后来的诗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可能就有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大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很少写诗和发表诗作，主要致力于思想随笔的写作。认为梁小斌诗歌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有独特贡献的张桃洲教授，在评论梁小斌的诗歌时也说：“梁小斌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诗人。在一些人眼里，他似乎仅属于某个特殊的时段，因而他的诗歌只能像化石一样，始终沉睡在那么一小截历史里，供人们以考究的目光打量、鉴赏。”

梁小斌，1954年生于合肥。1976年参加工作，先后为合肥制药厂工人、秘书，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婚育》杂志编辑部主任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旋涡里 》、《雪白的墙》，随笔集《独自成俑》、《地主研究》和《梁小斌如是说》。

                                                   2013.4.30